Appendix E.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in Chinese)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Appendix E.1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1)
Bloody T-shirt of Beijing University (血染"北京大学"汗背心) -Ding ZiLin

History will never forget this father and son (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 -Ding ZiLin

The innocent soul under the bayonet (刺刀下的冤魂) -Ding ZiLin

Appendix E.2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2)
He felt down the ground under the national flag pole in the square (他倒在广场国旗杆下) -Ding ZiLin

Duan, Changlong, an innocent intermediator who was killed (无端被杀的调停者段昌隆) -Ding ZiLin

A practicing Doctor who was killed while rescuing the wounded (抢救中死难的实习医生) -Ding ZiLin

A dead female veterans (死难的退伍女军人) -Ding ZiLin

After a student of Qin Hua University was killed (一位清华学子遇难之后) -Ding ZiLin

A victim's ruined family (家破人亡的一户难属) -Ding ZiLin

A Tiananmen Mother: Xu Yu's testimony ("天安门母亲"一员徐珏的证词) -Ding ZiLin
 

Appendix E.3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3)
To keep records of the truth of history (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Zhang Xianlin

A letter never sent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件) -Yuan Kezhi

Three trips to Tian Jing (三赴天津卫) -Ding ZiLin

Pity the kindhearted mothers on earth (可怜天下慈母心) -Shao Qiufeng

The thirtieth death (第３０号死者) -Ding ZiLin
 

Appendix E.4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4)
Jielian's Death (捷连之死)-Ding ZiLi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law's chat their miserable past (婆媳俩细说伤心往事) -Ding ZiLin

A poor farm woman from a victim's family near Beijing's suburban (京郊赤贫的农妇难属)-Ding ZiLin

Regain the justice for my son (要为儿子讨回公) -Ding ZiLin

The pain of lost son for the elders (晚年丧子之痛) -Ding ZiLin

Yan Wen, the stud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北大学子严) -Ding ZiLin

What's reason for killing an old man (有什么道理打死老人？) -Ding ZiLin

The death and lives on June 6 (６月６日生死劫) -Ding ZiLin

A journal of traveling to the west (西行纪略) -Ding ZiLin

The world will belong to them (世界终将属于她们) -Ding ZiLin

【专　题】"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血染"北京大学"汗背心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有一位死难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８８级学生。

　　他的名字叫孙辉。他是在６月４日那一天遇难的，时年１９岁。原藉宁夏石嘴山市。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８时左右，孙辉骑车出了北大校门，匆匆赶赴天安门方向。他是主动接受同学们的委托，去寻找４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见归来的班长和几位同学的。当时，自３日晚开始的那场杀戮尚未停止，当他行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的时候，正遇上杀红了眼的戒严部队士兵疯狂地朝人群开枪，他没有躲得了这一劫。罪恶的子弹从他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他那件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汗背心，随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后人们议论，也许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严部队射击的目标。因为开进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被告知，他们要平息的那场"暴乱"是北京的大学生发动的。

　　孙辉中弹后，周围的人群抱着一线希望把他送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但负责抢救的大夫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医院根据孙辉的衣着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随后由学校把遗体拉回了北大。当时北大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抬尸游行，学校害怕扩大事态，立即下令仃课让学生放假。据孙辉的亲属说，他们赶到北大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看到孩子时见他身上沾满了血污，其状惨不忍睹。

　　孙辉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后，其亲属原想把骨灰带回宁夏家里，但校方考虑到当时北京局势紧张，劝说亲属暂时寄存在八宝山。三年后，孙辉的骨灰由其亲属运回了宁夏，至今仍存放在家中。

　　我知道孙辉的名字是在惨案发生的４年以后。在北大化学系，有一位叫肖波的青年教师也是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我在寻访其亲属的过程中，从北大的一位人事干部那里知道了该系的另一位死难者，他的名字叫孙辉。当时她悄悄地向我提供了孙辉亲属的地址。记得那是在１９９３年７月。之后，我给孙辉在宁夏石嘴山市的亲属写了一封信，很快得到了回音。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与孙家一直保持着联系。１９９７年１月，我接到了由孙辉的姐姐写给我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尽情地倾诉了她对亡弟的深深思念，以及她全家在孙辉遇难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公，这使我对这个不幸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在信中说：

　　丁姨，您好！非常感谢几年来您所给予我们家的帮助，特别是精神上的这份安慰。不知您是否想得到，在这七年里，（从您那里得到的）每个消息对我们这个陷入绝望中的家意味着什么，那是我父母活下去的希望。您来第一封信时，我奶奶还健在，当时的情景我一直都不愿想起。这封信我写了两天，每次拿起笔来，眼泪就忍不住，心里总是平静不下来。

　　"六四"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沉重的。我作为姐姐已经感觉到终生都会有一种痛楚，伴随着对他（弟弟）的思念，那么失去儿子的父母又将会怎样呢。您，还有我的母亲，心里是最清楚的。我总是希望自己能给老人以最大的安慰，但我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他们渴望了解事实的真相，渴望得到一种支撑，钱物对他们已无所谓，他们想的是他们的儿子不能就这样走了，否则死都不能瞑目。我想许多死难者的亲属都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家里人讲当年我在北京的感受。出事的前一个星期，我弟弟到过我们学校，当时我在沈阳上学。那时他刚刚（在北京）参加完绝食，精神很好，但显得疲惫，在我那里睡了一个下午。傍晚时我陪他出去玩，在路上他拣了一个玩具环，在手里摇来摇去。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姐弟从春节分手后已经快半年没有见面了。他比在家时长高了，象个男子汉，相比之下，我倒象个妹妹。他在我学校里住了三天，没想到这短短三天相聚，竟是我们姐弟俩最后一次。

　　５月３０日，电视、电台（广播）让各院校学生回去上课，绝食的学生回去检查身体。当时他不想马上回去，准备去大连去看他的同学，我怕绝食影响他的身体，觉得学校还是最安全的，没有同意他去（大连）。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我这么多年，换单位，换工作，和朋友们说话，总觉得有许多痛苦、许多愤怒无处发泄。如果当时他去了大连，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大约是６月７日，我只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我所在学校的领导找到我，说我弟弟病了，而我当时正等弟弟给我回电报，准备一起回家，压根没有往别处想。我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当时陪我去的是我在学校的一位男朋友。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但他没有跟我说，所以下车我就直奔北京大学我弟弟的寝室，在寝室过道上我看到一副花圈，当时我心里开始跳，到他寝室门口，门锁着，门上写着"孙辉千古"的挽联。但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死了，我想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们分手才几天，所以我又往化学系教学部跑。这时，我的那位朋友拦住了我。我觉得当时我快疯了，不是因为悲痛而是因为愤怒。不是说没有杀人吗？我见了我弟弟那个系的领导，我见了谁都想吵。那一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那边，又是审查，又是公安问话。我父亲赶到北京已是我来北京的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一起来的，我母亲和哥哥留在家里。

　　家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在北大化学系的按排下，草草处理了后事，骨灰因为当时车站查得紧，也没有带回去，寄放在八宝山。以后的几年，我每次上学路过北京时都要去看看。后来我毕业了，父母不放心我在外边工作，让我调回家乡。家里人去北京的机会少了，我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我就把弟弟的骨灰带回了宁夏。那天我们在车站一家人哭作一团。这么多年来，想起这些事仿佛就象昨天一样。

　　我不清楚将来会怎样，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为这个国家多一份真理而死的，这种血腥的屠杀不应该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这些活着的亲人不能这样甘心承受这些痛苦，能为这些死去的人做点什么，我想我们的痛苦会减轻一些。

　　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老百姓心里积愤越来越多，许多企业开不出工资，郑州前几天一对夫妇自焚在省政府门口，权大於法在社会上已不再是秘密。当初，各大院校的呼声（反腐败）是对今天这一切的预言，学生的要求是对的，所以我希望在"六四"中失去亲人的朋友们，能够互相联系，互相支撑。……

　　这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我想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现在很多人都不愿再提起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了，一些年轻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曾经在北京街头杀过人。几年前，曾有一位上中学的女学生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在《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中记录下来的一个个遇难者个案是不是真的？我回答她，我对书中所写的一切负责。我在这里引述孙辉姐姐的这封信，就是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这个黑色的周末，在中国首都北京确实发生过一场大屠杀，有成百上千的大学生、中学生和无辜平民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下，北大学生孙辉遇就是其中的一个。孙辉遇难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今天这个年龄。我想，今天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应该读一读这封信！因为这是历史！无法掩盖的历史！

　　孙辉的死，使全家的希望成了泡影，更给他的家人留下了无法弥合的伤口。他的父母几次来信说到，孙辉是乡间邻里公认的好孩子。他学习非常勤奋，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生。１９８７年，孙辉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父母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让他提前去考大学，结果考上了；但他不满意一般性大学，执意要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第二年高中毕业，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北京大学，果然被他考上了。这对一个偏远贫困地区的矿工家庭来说，那是多大的喜事啊！

　　孙辉的遇难，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噩耗传来，当地的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整整三天排着长队来孙家吊唁，人人痛惜他英年早逝。一场从天而降的劫难，顷刻间毁掉了一个本来有着美好未来的家庭。"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孙辉的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坏了，头发一夜之间全白，心脏病频频发作，怕看电视，怕听电视剧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她念念不忘爱子，经常以泪洗面。

　　孙辉的父亲虽然性格刚强，但也顶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年内，牙都掉了。

　　孙辉的奶奶痛失爱孙，哭得缓不过气来，一埸大病不起，不久含恨撒手而去。

　　不到一年，孙家痛失两位亲人。从此，孙家再没有了欢乐。

　　然而，孙家的苦难并没有到尽头。孙辉遇难后，当地派出所把他的家人视为"管制分子"，严格限制他们的行动。孙辉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以前常常出公差，现在连他去一趟省会银川都要经保卫部门批准，而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居委会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弟弟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命令她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后她被迫辞去了公职，离开宁夏老家去郑州自谋职业。

　　９５年孙辉的父亲被提前退休。他想去郑州女儿那里养病，可两位老人还没到郑州，当地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的保卫部门就已安排好监视他们的人员。由於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孙父只得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派出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他们是"政治犯"，房东吓得再也不敢把房子租给他们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郑州居住期间，孙辉父母的住家前后有６次被当地的公安非法查抄。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的一次，当地警察带了一群大汉，以收查所谓"爆炸品"为由，翻箱倒柜搜了一个遍，最后把女儿买给两位老人的手机都抄走了。幸好他们早有防备，事先把一些有关的来往信件及难属群体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之类"敏感材料"烧毁了，否则又会大祸临头。

　　两位老人这么多年来受尽了欺凌和打压，但从没有在当局的淫威面前弯下过腰。在他们给我的一封信里，孙父这样写道："弟弟不会辜负姐姐（自９３年以来，孙父与笔者一直以姐弟相称，孙的姐姐也一直以姨称呼笔者）及全体受难群体的希望，（我要）爱护受难群体的荣誉，绝不做对不起死难亲人的事情。弟弟一生爱憎分明，以仁义为重，即使头掉了也不会丧失信念。"

　　１９９９年是"六四"大屠杀十周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７日，我们１０８位"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为了寻求正义，追究大屠杀的责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诉状。在这份诉状上签名的，就有孙辉的父母和姐姐。为此，他们三人共同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证词，并一起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在证词和采访中，孙辉的父亲愤怒地控诉了大屠杀的元凶李鹏，他说："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还我们儿子的血债！惩罚中国屠夫李鹏！"

　　补遗：我撰写完这篇文章，再次翻阅了孙家给我的全部信件，发现有一件事遗漏了：２０００年７月，孙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来信者姓何，他说他是孙辉当年的同学，而且是同一班同一宿舍的。他说，十年啦，一直无法取得联系。但他听到、看到了美国媒体上的许多报导，知道国内有一个"六四"受难群体一直在坚持抗争，又从互联网上知道了孙辉父母的名字，於是就给孙辉在宁夏的家里写了这封信。但当时孙的父母已移居郑州，那封信是从宁夏辗转三个月后才送到孙父手里的。后来孙父又收到了那位同学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原孙辉所在的北大化学系，仅孙辉的同班同学就有２０多位留在了美国，他们都十分怀念死去的老同学，并对孙辉的父母表示问候。这件事说明，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也不会忘记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人们。在这里，我希望不仅"六四"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记住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这个血腥的日子。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只会有黑暗的过去，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２００３／１２／９）


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之二

丁子霖

　　在我面前放着一位"六四"死难青年的"遗书"和他的父亲写的一份"往事追忆"。遇难的青年叫吴向东，他的父亲叫吴学汉。儿子遇难６年后，父亲也随着去世了。我常常想起这父子俩，觉得这世界太不公平，好人都一个一个走了，几乎留不下一点痕迹。但是，我总觉得不能就这样让尘世的喧嚣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冤死者湮没了；因为我从这父子俩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

　　儿子吴向东在遇难前曾留下一份遗书。这封遗书是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写下的，时间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１日晚６点３０分。全文如下：

　　　　父母亲、ＷＤ、小ＱＩ：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可能都不了解。父母　　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要镇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　　不惜。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　　孙，这是我的责任。

　　　　以前，我常常不听话，顶撞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爱你们的，永远爱　　你们。ＷＤ，以后多听爸妈的话，代我尽孝吧。小ＱＩ，我知道你关心我，爱　　我，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

　　　　我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你们多保重。

　　　　小ＱＩ，我给你的戒指希望你永远留着。请代我向其他朋友们问好。我相　　信你们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向东 ８９－５－２１晚６：３０分

　　这封遗书是向东的父母在儿子遇难后清理遗物时发现的，写在一张传单的背面，发黄的小纸片有几处破损，显然是在广场上匆忙写成的。遗书中的ＷＤ，是死者的弟弟，小ＱＩ是他的女友。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於亲情和爱情的眷恋，但作为一个人，为了自由与尊严，他把这一切都舍弃了。

　　如今，曾经笼罩在天安门上空的那个神圣的光环早已褪去，那些曾激荡在人们心头的口号与誓词也早已被铺天盖地的广告词语所代替。偶尔提起那场运动，也很少有人再理会了。在一些网页和媒体上，我还常常看到、听到一些人对当年那场运动的责难和非议，什么激进呀、狂热呀、非理性呀，等等。我不否认有一些责难和非议并非毫无道理，尤其是对於当时领导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来说。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再怎么主张"温和"、"冷静"、"理性"的人都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当年那些走出校门或家门聚集到广场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们，他们确实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投入到运动中去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天真，说他们幼稚，甚至说他们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但无权去嘲讽和责备他们，就象一个成年人不应该去嘲讽和责备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那样。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这位青年的遗书吧！他纵然天真、幼稚，但他写下这封遗书，并没有想到要藏之名山，或传之后世；他只是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所爱的人：当他听到政府要镇压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在写下这封遗书两周后就遇难了。在茫茫人海中，也许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青年。但我要告诉大家，他确确实实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而且存在了２１年。他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过别的，却留下了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这封遗书。这就够了，不能再要求他什么了！这封遗书原来是由他父亲保存的，父亲死后，由他母亲继续保存着。

　　当年他父亲把这封遗书的复印件交给我的时候，同时还给我留下了一篇他写的《往事追忆》。下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位父亲对儿子的"追忆"吧。

　　"我们的儿子向东去世快五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好像他到外地出差去了，马上就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等呀盼呀，却总是不见他回来。……近五年的日子，我们象是活在黑暗中，又似乎能依稀见到一丝光明。希望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儿子生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３日。由於我们夫妻都从事地质工作，经常外出，对孩子很少照顾，因此向东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遇事能独立思考。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爱好集邮、围棋、游泳、音乐、国画、书法和篆刻。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因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由於业余爱好分散了他的精力，中学六年成绩处於中等水平。为此引起我们对他的不满，我曾一气之下，把他的集邮册付之一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他，但已无法挽回了。８５年９月，他刚满１７岁，我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当了一名工人。进厂后，他后悔上学时没有好好努力，於是报考了业余大学，成为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很好。"

　　《往事追忆》还写到了向东在８９学运期间的活动：

　　"８９年５月至６月，是向东短短不足２１年生命旅程中最闪光的一瞬。５月初，我从外地一回到北京，正好碰上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与政府对话。向东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官倒、贪污、腐败象过街老鼠，不敢再猖獗了，人民觉醒起来，什么力量也挡不住。'我开始将信将疑，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看，我相信了。那个时候，全北京的市民都上街了，站到了学生的一边。他在厂里贴出大字报，号召工人兄弟行动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有一天下班后，他和厂里的青年工人约数百人，举着厂旗，敲着大鼓，头裹红布条，列队向天安门进发，去声援和慰问学生，很晚才回家。

　　"在政府发布戒严令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心扑在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下班后就去帮助维持秩序。他的行动感动了不少大学生，纷纷在他的衣服上、帽子上、旅游鞋上签名留念。可惜，他遇难后，我们不敢把这些遗物留下来，都焚毁了，现在我们很后悔；这是他生前最心爱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的。

　　"６月３日晚饭时，恰好向东的女友也在我们家。我们对向东说：'今晚可能会出事，你就不要出去了。'他笑着答应了我们，说送他女友回家后就返回。可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天夜里在木樨地桥头，民众以肉体阻挡戒严部队的军车和坦克，向东赤手空拳站在民众队伍的前面，军队开枪威胁，他也毫不惧怕，直到中弹倒地……。

　　"向东是４日凌晨死去的。我们见到遗体时，他面容安祥，只是眼睛还半睁着。他穿的浅兰色衬衫被血浆凝结在后背上，脚上的皮鞋只剩了一只……。"

　　从这些文字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有别于母爱的爱。这是作为一位父亲的爱。这里有自责，有追悔，有痛惜，也有父子间的理解和沟通，当然也不乏作为父亲的骄傲。

　　是啊！一位向往光明、向往自由、憧憬着爱情与幸福的青年人，就这样被杀戮者残忍地扼杀了。他把这光明、自由和爱情留给了他的同代人。失去这样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怎么能忘得了呢！

　　如今，人们对於这样一位献身的青年，对於这样一位青年的父亲，也许会有另外的看法，有人会觉得这位青年太傻了，当年他是白白去送死；而他的那位父亲，也太愚蠢了，居然把儿子的白白送死当一回事！是啊！十五年过去了，事过境迁，现在人们无论对人对事都"现实"多了，已很少有傻瓜为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去白白送死了。从眼下一些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从一些学界"名流"的纷纷"告别革命"（在他们看来，８９天安门运动也在应该告别的"革命行动"之列），再加上一些人的"悔过自新"和卖身投靠，确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当年死去的那些人死得是否值得？

　　但是，我要坦然地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无法忘怀这父子俩。虽然，他们中的一位已死去１５年，另一位也已死去８个年头了。

　　我是９３年夏天认识向东的父母的，当时向东的母亲还在上班，父亲好像已不上班了。他就常来我家。他说话不多，但做事很认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他那儒雅、憨厚的举止后面，蕴涵着一种倔强、刚毅和执着，让你觉得他是一位很值得信赖的朋友。

　　后来，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他的话也多些了。他告诉我，他儿子遇难后，常常想到儿子死得太冤。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生前很少得到他的照顾；现在儿子死了，他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为儿子讨回一个公道。他谈到，"六四"过后不久，有一回他上街时正遇上律师们设摊搞法律咨询。他找到一位律师，对他说，他要为儿子的无辜被杀害去告状，询问应该到哪里告去？未料，那位律师顿时惊恐、紧张起来，悄悄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快回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再别提这事了。

　　从此，他不再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法律抱任何幻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我们群体中。

　　在那几年里，国内环境险恶，当局对"六四"难属处处戒备，国安部的便衣警察时时狞视着我们，我们很难出门。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於是，他义不容辞地分担起了我的许多事情。他不分阴晴寒暑，骑车往返于各家难友之间。而每当我被软禁在家里，或遇到危难时，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也总是他。我只要听到习惯性的轻轻叩门声，就知道是"老吴"来了，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笑容。

　　后来，在他住所的周围，也发现了便衣警察的身影。我意识到他们夫妇俩也已成了当局的监控对象。我为他担心，但"老吴"却并不在意，照常为难属群体的事情整日奔忙着。

　　１９９５年８月，我和我先生突然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在老家无锡的一个地方，北京的难友们心急如焚。为了营救我们，吴学汉和他妻子徐珏不顾自身安危，顶着酷日骑车穿行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在难友中奔走呼号，终於发出了１６位难属给当局的联名抗议信。

　　从这件事，我看到了另一个"老吴"，一个兼具燕赵豪侠之气的"老吴"。

　　可是，又有谁能想到，当我们４３天后重获自由回到北京时，我们得到的竟是"老吴"的一纸"病危通知"。没有想到啊，这从天而降的厄运！

　　我责备自己太粗心了。实际上，他早已罹病在身，只是他从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罢了。多年来，我能感觉到他那强压在心底的哀伤和悲愤，也能感觉到他那一心要为儿子讨回公道而又不能遂愿的无奈，这都时时折磨着他。但是，我忽略了他是一个极其内向的人，心里有事不轻易向别人袒露，包括自己的亲人。我们没有尽到一个朋友应尽的责任，帮助他把内心的郁积及时排解出来。

　　有很多事是在他去世后我从他妻子那里知道的。就在他重病期间，他还挣扎着要到大街上去贴小字报。他要把他儿子的死，把难友们的不幸和痛苦，把郁积在心底的一切统统说出来告诉所有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我不得不再次离开北京。我在医院的病榻前与他话别。那时，他已被持续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无法进食了，原来那方正的脸庞已消瘦得变了形，那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须，看着真让人心酸。但他还是颤悠悠地伸出手来与我握别，还是那温和的笑容。他宽慰我："放心走吧！我是学地质的，体质好，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年底见！"

　　命运对这样一个人也实在太残酷了！残酷得让人难以接受。

　　我去南方后未及一月，便从北京传来了噩耗。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他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对生的眷恋和无尽的遗憾。临终前，他嘱咐他的妻子：你要和他（她）们一起，讨回公道啊……。

　　"老吴"倒下了，他倒在了为死者也为生者的尊严而坚韧地抗争的路途上。这使得在京的难友们悲愤难平，他们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向他献上了一首小诗：

　　这是最后的告别　　但只是单方面的话诀　　我们凝视着您　　您已双目紧闭　　让我们　　献上一束鲜花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挽联上写着　　学汉老弟含冤早逝　　诸难友吞泪默哀　　问苍天苍生何辜　　骤降劫难于父子　　绵绵此恨何时了　　愿九泉与儿共安息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难友们用这首小诗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也以这首诗来呼唤生者的良知。诗中有四句暗含"八九ܧ六四"，以此昭示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位青年和一位父亲，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为了什么死的！

　　一年后，他的妻子冲破重重阻力把这首悼诗刻在了丈夫的墓碑上，成为历史的一个永恒纪念。■

刺刀下的冤魂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之三

丁子霖

　　按一般军事常识，两军对阵只有到了最后关头才会发生白刃战，俗称拼刺刀。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１９８９年的那场杀戮中，竟有一位青年死在了戒严部队的刺刀之下，而死者竟是一名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当时他身上已连中数弹，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那时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也许在电影里可以见到。

　　死者叫吴国锋，男，出生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时年不满２１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８６级学生。

　　吴国锋的死讯是我丈夫从北京邮电医院带回到学校的。那是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清晨，当我们得知儿子在木樨地遭到枪击的消息后，我丈夫立即奔赴邻近的各家医院，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把他找回家里。但是，一连找了几家医院都没有儿子的下落，最后，他来到了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在该院，他翻阅了登记在册的所有死亡者名单，又找遍了存放在该院的２８具尸体，也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正待离开，该院的一位大夫向聚集在大门口的人群大声询问："你们这里有人大的吗？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是人大的学生，能不能带一个信给你们学校，请校方把尸体拉回去。"我丈夫一听说有一位人大的死者，以为是自己的儿子，但当他接过这位大夫手里的小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的名字却是"吴国锋"三个字。他带着一种绝望心情回到了学校，把那张小纸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

　　这以后，我和我丈夫被儿子的死击垮了，再也顾不上别的。当我们再次想起吴国锋这个名字的时候，时间已几个月过去了。为了求得同难者的相互安慰，我们曾试图从死者所在系的领导、老师、同学那里打听寻找死者亲属的线索，但都失败了；我又曾通过朋友从死者家庭所在的省区去打听其亲属的下落，结果也失败了。本来，可以从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查到死者的家庭地址，但据悉所有在"六四"中丧生的学生，他们的档案都封存了，任何人都无权查阅。至此，我几乎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念头。但是，这件事一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难以忘怀，更难以放下。

　　记得是１９９７年的秋天，我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同学去南方我们乡间的住所看望我们。闲聊间，有位老同学无意中提到他儿媳当年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六四"期间被打死了，死者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还以为这是新发现的一位死者。於是，我请那位老同学转告他的儿媳，希望她能提供死者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后来这位老同学告诉我，他儿媳原来保存有那位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可时间久了也就丢失了。所幸她从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不甚确切的地址，让我写一封信去试试。於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按所提供的地址，试着给那位死者的亲属写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外，不几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邮编均有错漏的信件，竟然让对方收到了，而且给我写来了回信。我这才发现，原来给我回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八年来苦苦寻找的吴国锋的亲属。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为死者亲属在信中描述的那些年来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落下了眼泪，但我又为最终能够找到这家难属而感到安慰和庆幸。

　　我从这家难属的回信中得知，死者吴国锋系四川成都新津县人。父亲在县城开一个小铺，做一些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吴国锋１９８６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是县里"解放后"４０年来第一个考上这所重点大学的，当时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来，在８９年的５月底，吴国锋曾向家里发过一封电报，要家里寄一点钱去，说他就要回家了。然而，次后家里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信息。吴的父亲在信中对我说：

　　６月８日上午９点，镇政府派人通知他去谈话，他到了镇政府，镇上的共产党书记对他作了如下的问话：

　　"你的儿子怎么样？"　　"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这次天安门绝食，有没有你儿子？"　　"我不知道。"　　"你儿子是不是暴徒？"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儿子在北京读书，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已经把钱都寄去了。"

　　这位书记停顿了一下，然后对吴的父亲说："老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这时，吴的父亲猛然站了起来对书记说："你们这是骗我的，我不相信。"

　　那位书记不得不把省里怎样通知县里，县里又怎样通知镇上的情况向吴的父亲说了一遍。

　　吴的父亲一下子扛不住了，因为不容他再有任何怀疑。他说镇政府离他家里不过一百多米，但他却觉得路途是那样的遥远。他是拉住水沟边的小树枝一路踢踢撞撞回到家里的。到了家里，他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老伴，老伴哭得死去活来，随即昏了过去。周围邻居都围到了他家里，问出了什么事，当大家得知国锋遇难的消息后，顿时哭声、骂声混成了一片……。

　　吴国锋死得很惨，实在太惨了。他身上一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枪伤，但致命的一枪是在后脑勺上。据吴的亲属讲，这后脑勺的一枪弹孔有筷子那么大，里面冒着血浆。他们在整理吴的遗体时，还发现死者的肚脐右下方，有一条７～８公分长的刺刀刀口，在吴的双手手心，有被刺刀勒过后的伤痕，那是吴国锋在被刺刀刺下的那一刻用尽所有力气抢夺刺刀时留下的。可以断定，吴最初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戒严士兵又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是后脑勺上那致命的一枪，夺去了吴的生命。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吴的遗体从上到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位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考来北京的优秀大学生，就这样死在了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刺刀下。

　　６月１０日，吴国锋的父母从成都乘火车赶到北京，两天一夜未沾一点饭食，未合上一会眼。

　　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要他们先休息，第二天再谈事情。第二天上午，国锋所在系的领导向他们通报了国锋遇难的情况，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吴的父亲对校方说："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你们帮我们找一个冷藏柜，把国锋的遗体从北京运回四川，所有费用由我付。"校方问为什么？吴父说："因为他有爷爷、奶奶，有姐姐、弟弟，姑姑，都想见国锋一面。"校方答复说："这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其他都好说。"最后，经多次交涉，校方允许家属照几张遗体相片带回去，但要求家属严守秘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么几张遗体照片了，这是历史的见证，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人民子弟兵"，竟是如此的野蛮和残忍！

　　６月１２日，吴的亲属在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的在京同学都到了，但由於当时北京处於全城戒严的状态，学校其他系的学生却被校方劝阻了。吴父对我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我们抬着花圈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很多同学，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询问是不是国锋的父母，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们就上前向我们鞠躬，说：'爸爸妈妈，别悲伤，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们一定要为国锋报仇！'"可以想见，那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怎样一个悲壮的场面啊！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国锋的遇难给吴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长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几乎瘫痪，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独自走路；母亲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脑痛后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些情况我都是后来知道的。１９９６年我与这个家庭建立了联系，如今已７年过去了。２０００年春天，我与我丈夫去外省看望难友，第一站就去了四川。我们愿想从重庆经成都再去新津县吴家的，但一到重庆就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脱身。最后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只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家里与国锋的父亲和弟弟见了面，而且只耽了２０分钟。然而就这短暂的会面，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里谈不上什么公民自由啊！１９８９年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留下了那么多失去儿女的父母，他们遭受的伤害和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连这一点点同难者之间的相互安慰都要受到政府当局的限制和干涉，天下还有什么公理可讲！

　　然而，普通百姓又是怎么对待"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父母的呢？吴父告诉我，当年国锋的骨灰迎回家里后，他们在临街的铺面房为他安排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一连几天，都有很多乡亲前来吊唁。吴父对我说："我这３０平米的铺子，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批一批的来人不断。"

　　但三天后镇里的干部来干涉了，他们对吴的父亲说："灵堂已经摆了三天了，可以不摆了。"

　　吴父问："为什么？"

　　来人答："后天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我们这里有许多农村干部，他们恐怕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不理解就会发生冲突，引起矛盾。我还是劝你撤了吧。"

　　镇上既然这样说了，吴父并不坚持，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铺面的灵堂可撤，但必须答应他把灵堂设在家里。他说，国锋的死在当地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即使他把灵堂移到了住家，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吊唁，包括一些从乡下到县城来赶场的，他们先前与吴家素不相识，都是一些正直的农民。

　　在以后的几年里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来吴家劝说吴的父亲把儿子的骨灰埋了，说是"入土为安"。但吴父断然拒绝。他对来人说："除非把我枪毙了，同儿子一起埋！"来人一定要他回答"什么时候才埋？"吴宰钉截铁地说："摆到国锋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吴的父母是坚强的，但这个家庭却是悲惨的。２０００年春天我们与吴的父亲和弟弟见了一面之后，吴家又连遭厄运。吴家唯一能寄于希望的二儿子，也就是我们曾经见到的国锋的弟弟，不久又患了尿毒症，经家人多方奔走，包括我们难属群体为他们向海内外呼吁，都无法凑满为病人换肾的高昂费用，结果不到两年，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紧接着，吴父本人的肾上又患了恶性肿瘤，再一次把这个家庭抛入了绝境，最后不得不把那个坏肾切除了，才保住了性命。

　　那么多灾难都落到这个家庭的身上，日子的艰难、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了。

　　前不久吴父给我来信，他感谢这么多年来海内外朋友们对他的关心和安慰，给予他经济上的人道援助。他对我说："我要好好活下去，我需要办的事情还很多，为了儿子，为了众难友，为了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活下去！"

　　吴的父母是勇敢的。这些年来，他们夫妇俩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为控告"六四"大屠杀的元凶李鹏提供证词，为此他们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警告，但他们没有后退，更没有放弃。我们这个群体，就是由这些吓不倒、打不垮的难友们凝聚起来的。他们对得起死去的亲人了，对得起所有在"六四"大屠杀中遇难的共和国公民了。■（２００３／１２／１２）

 

【专　题】"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他倒在广场国旗杆下

丁子霖

　　程仁兴，男，遇难时２５岁，湖北省通山县人，曾就读于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８７级双学位毕业生。

　　８９年６月４日凌晨，戒严部队经一夜的血腥屠杀，终於从各个方向开进了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这时，滞留在广场的首都和外地大学生决定撤离广场。但是，还没有等到学生们撤离，杀红了眼的戒严士兵就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就是在戒严士兵的乱枪扫射中倒下的，他倒在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下。当时他被救护人员送往北京人民医院，但该院收治的伤员太多，未能及时救治，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十一天后，程的遗体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的亲属从医院领回。程的遇难，戳穿了官方所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谎言。

　　提起当局的这个谎言，我不禁想起发生在１９９６年的一桩往事。那年１２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去美国访问，当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曾有该校学生就８９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话说得竟是如此轻松！死了那么多人，竟被说成仅仅是"有一点问题"！

　　当时，我无法肯定学生静坐绝食的广场上究竟死人了没有，更无法知道死了多少人，但是，我对这位国防部长企图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来掩盖"六四"大屠杀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感到愤怒。我对一家海外电台说："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四'事件中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１９９４年公布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一个不是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现在，我已有了确实的证据来回答迟浩田和中共当局：天安门广场不仅死了人，而且不止一个，程仁兴就是其中之一！

　　程仁兴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８９年我儿子遇难后，我辗转于病榻之上。从来看望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我得知，人民大学有７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其中就有一位叫程仁兴的（当时人们把他的名字误为程红兴）。出於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我曾托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由於死者档案已在"六四"后封存，也由於知情者慑于当局压力不敢向我提供有关线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进一步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下落），也就只好暂时放下。十多年来，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过无数次努力，然而，寻找的线索总是在最后一刻断绝了，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懊丧和无奈。

　　大概是感动了上苍的缘故吧，终於在２００１年年底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又重新燃起了我已经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里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询问起在我们已经掌握的死难者名单里有没有一个叫程仁兴的？他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们提供帮助。两天后，也就是２００２年的元旦，这位朋友果然给我送来了有关死者程仁兴及其亲属的资料。一位与我们这个群体毫无关涉的朋友，又是在"六四"事件过去这么多年之后，竟还能如此同情和关心我们的群体，我还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示对他的感谢呢！我想我首先该做的，就是即刻同程的亲属取得联系。

　　第二天，我就按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给程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并不知道程的父亲已经在７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於地方上行政区划的变动，原来的通信地址已经无效了。但出乎我意外的是，我的这封信居然送到了程的亲属的手里。后来知道，这是当地一些同情程家遭遇的好心人几易其手，最后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我从程家的回信中得知，２０００年年初，风烛残年的程母不慎摔了一跤后遂卧病不起，因无钱送医院治疗，只能在家里承受煎熬。於是我立即给程家汇去了一笔救助款。十三年了，这是这家难属第一次得到来自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当我收到程家寄回的捐款收据并获知老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后，我连日来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到了实处──尽管，这并没有减轻多少我内心的那份沉重。我想，要是能早一点同程家取得联系，也许这个家庭的景况会好一点，也许程的父亲还不至於那样匆匆地离开人世。

　　从程家的来信中知道，那是在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里，一位大半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诚实农民──程仁兴的父亲，终於因贫病交加、不堪承受丧子之痛而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用尽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仁兴仔啊！阿爸来陪你了……！"老人死后，程母经受不住接连的打击，几次想随丈夫去找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她趁家人不备，怀里揣着儿子的遗像，把一条绳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决定随儿子而去，幸而被年仅十岁的孙儿及时发现。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撑着奶奶的身躯，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才被大人赶来救下。什么叫生不如死？我想无须我再多说什么了。一个贫困地区的农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位大学生，希望靠他来改变全家的命运；然而，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家庭竟然在一夜之间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现在，这位老母亲仍然支撑着病躯艰难地苦熬着，但她终於坚强地站起来了，她于去年毅然加入了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妇，她讲不出更多的道理，但她要等着儿子的沉冤最终得到昭雪。■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４）


无端被杀的调停者段昌隆

丁子霖

　　在"六四"遇难者之中，有一位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他的名字叫段昌隆，时年２４岁。

　　段昌隆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凌晨被害于西长安街西单路口民族宫附近。下面是他母亲所作的陈述：

　　"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中午，昌隆从国家核技术局参加面试后回家，准备午饭后返校。我见他这段时间很消瘦，想多留一夜叫他休息一下。可他说不行。他说学校实验室的机器还开着，正委托同学看着呢！还要准备毕业考试、写毕业论文。他还对我说，他还准备去参加天安门学生运动。正在这时，一位昌隆的女友从清华来找他说：上午学校广播站动员学生去天安门声援，同学们都上街了。昌隆一听很着急。这时在市急救中心工作的大女儿也打来电话说，她们正忙於抢救在六部口被防暴警察打伤的群众，回家要晚一点。昌隆听后就给他大姐送饭去。他到了急救中心后也投入了救助工作。这天姐弟俩一直忙到晚上１１点多才回家。在这之前我小女儿和昌隆的女友也骑车出去了，说到外面去看看。昌隆回来见他妹妹和女友没有耽在家里，又推车出去找她们，临走前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掏出放在家里，身上只带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和学生证。

　　"当时我家在西城区北端鼓楼附近的北官房，６月４日凌晨１至３点左右，不断听到外面密集的枪声，由西南方向逐渐向我们地区接近。这时，上街声援学生的附近居民都陆续回来了，哭诉着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人的恐怖情景。但我的三个孩子都未归家，急得我不知所措。大女儿蹬车一趟趟去寻找她的弟弟、妹妹，均未找到。她说西单、南池子一带军警林立、枪声密集，根本无法接近去找人。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好，已经支撑不住了，由胡同口跑回家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外面传来的枪声好似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我全身紧缩成一团，两手用力堵住耳朵熬到天亮。我实在控制不住了，心颤动得历害，气喘不过来，感到身上穿的衣服都压抑着我。我像疯子一样跑出了家门，逢人便说我的三个孩子一个也没有回来！

　　"４日上午９点多，我小女儿和昌隆的女友从天安门广场辗转回到家里。她们说昌隆并没有和她们在一起，她们就在天安门东南侧清华大学校旗下，昌隆若去天安门肯定会见到她们的。她们估计昌隆由家骑车直奔西长安街去了。下午，我们焦急地往清华大学打电话询问昌隆的下落。天啊！我们这才知道，我们的儿子已经离开了人世。"

　　昌隆是６月４日凌晨遇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众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那个军官举起手枪朝他就是一枪。

　　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射杀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不知道那个开枪的人，十五年来良心上是否受到过谴责，他是否有勇气面对自己犯下的罪孽。他如果还有一点点人性，就应该把全部真相说出。

　　昌隆倒下后，当时由一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把他背到了附近的邮电医院。那时该医院正好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从昌隆的学生证中把姓名、班级抄在自己的裤腿上，拂晓跑回清华报告给校方，昌隆的死讯顿时传遍清华园。清华曾派人去邮电医院，打算把段昌隆的尸体运回来，但医院说上级有指示，尸体５日８点由政府统一处理，不让其它人插手办理！

　　当时的情景，昌隆的母亲作了这样的陈述，她说：

　　"那天她从电话中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后，先由亲友于５日早晨赶往邮电医院，给昌隆做了防腐处理，并剪下他的一缕头发留作纪念。亲友们看着形势已没有先前那么紧张，才把我们接到邮电医院的太平间。他们怕我们过分悲痛，先把昌隆的血衣脱下藏了起来，换上新衣服后才让我们进去与儿子告别。我进到太平间，那里还有２６具尸体躺在那里。我见昌隆静静地躺在一张木板上，象是往常熟睡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口鼻象倒吸了一口气没吐出来，双眼半睁着好像要向亲人诉说些什么。我轻轻将隆儿的眼皮抹下，说：'孩子，上路吧！每年的忌日，妈到墓地去看你！'我不知道哭，只觉得隆儿又回到妈妈的怀抱里，我亲吻着隆儿冰凉冰凉的脸，冰凉冰凉的手，冰凉冰凉的脚，这一切都冰透了妈妈的心！我全身血管好似凝固了，浑身上下也都麻木了。当我被人搀扶起来时，才意识到我要和孩子永别了！心头的悲愤一下迸发出来，全家嚎淘恸哭，在场的、路过的不相识的人群都陪我们痛哭不已。有些在场的青年攥紧拳头对我说'这笔血债早晚要尝还！'"

　　昌隆之死，清华全校师生为之哀恸。在为昌隆和清华其他遇难者举行的隆重、悲壮的葬礼仪式上，师生们为昌隆的遗体覆盖上了印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红旗，以此来表达对死者的敬仰与哀思。

　　昌隆的母亲保留了这次葬礼仪式的全部照片。我是１９９３年认识昌隆母亲的。我了解昌隆、了解他母亲，就从这些照片开始的。

　　昌隆的母亲告诉我，昌隆是段家的独子，他父亲４４岁上才得此一子。昌隆来到这个世界才一年多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段家被抄过家、挨过斗。昌隆和他的姐妹是在劫后一贫如洗的境遇中长大的。后来昌隆考上清华大学，成为人人称道的优等生。昌隆妈妈为段家出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儿子而感到骄傲。她说："我含辛茹苦２０多年，好不容易盼得他大学毕业，好回家顶门立户，报效国家，没想到就这样被打死了。"按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段家的香火要靠她唯一的儿子来延续，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提起这件事，她难以遏制内心的痛苦："当我听到别人谈及子女儿孙时，就象是触及了我的伤疤，疼彻心肺；尤其在夜雨孤灯之际，面对儿子的遗像，倍加思念，深感度日如年，往事不堪回首。"

　　但是，政府当局对不仅失去了爱子而且已是风烛残年的两位老人也都不肯放过。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昌隆的父亲去单位"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家门口监视他们，连他们去墓地扫墓也都警备森严。这使两位老人的心灵承受着极度哀伤又极度愤懑的双重压力。头几年，他们的精神几近于崩溃，后来才慢慢挺过来。

　　我想，人们不仅应记住段昌隆这个名字，而且也应记住一位勇敢母亲的名字。她就叫周淑庄。她在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中，是最早站出来的一个，也是最早走上媒体的难友之一。早在１９９３年夏天，她就同我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过，谴责了８９年的那场大屠杀。自此以后，她为那些含冤的死难者、为我们这个受难的群体不倦地奔走呼号，从不在强权的淫威下退缩。

　　１９９５年８月，我和我先生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的拘禁和关押，是她挺身而出，通过海外媒体愤怒谴责了政府当局对我们的无端诽谤和迫害，用铁的事实为我们作了名誉辩护。１９９８年，北京市安全局下文通知无锡中国银行冻结了以"丁子霖"名义存在该行的一笔"六四"人道救助捐款，又是她和难友们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并和张先玲等１０多位难友前往国安部向有关官员进行交涉。１９９９年是"六四"十周年，对於"六四"受难者来说，这是最难度过却又必须度过的一个年头。这一年的５月１７日，我们１０８位"六四"受难者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为此，周淑庄女士不顾体弱多病，又无数次地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大义凛然地控诉了杀戮者的反人类罪行，终於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落下了半身不遂。现在，她已无法象过去那样为大家的事情奔忙了，我们在媒体里也再听不到她的声音。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歉疚。如果我和难友们能多关心她一些，她还不至於这样突然病倒。我们惟有常常去看望她──作为一种弥补；而她也总是盼着我们去她家里──以此来获得战胜病魔的力量。她多次向我们表示，她要坚持活下去，看到讨回公道的那一天。■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１４）


抢救中死难的实习医生

丁子霖

　　１９９３年６月的一天，几家在８９那场劫难中失去了儿女的父母来我家相聚。其中一对老夫妇带来了一盘录像带，这是不久前他们去京郊万安公墓为罹难的亲人做"六四"四周年祭奠时摄下的。屏幕上耸立着几座墓碑，墓主都是青年人。围着墓碑，是死者亲属们洒扫、献花、祭奠的场面。老人扶碑恸哭，子女搀扶劝慰，路人驻足伫立……那不远处的树丛后面，是三三两两窥视动向的"便衣"们。

　　镜头从一座墓碑移到另一座墓碑。其中有一座墓碑正面镌刻着"王卫萍女士之墓"的字样，右上方是死者的生卒年月"１９６４ܦ１２ܮ２１生，１９８９·６·３遇难身亡"。此外，墓碑上还镌刻着死者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死者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刚刚任职于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年轻女大夫，遇难时２５岁。然而，这座墓碑的左下方却无任何落款，人们也就无从知道死者的亲属为何许人。

　　几年来，这座墓碑始终是个谜。死者有无亲属？家住本市还是外地？是谁为她立的碑？每年"清明"、"六四"，总有一些不相识的人们为她洒扫、献花，但似乎都不是她的亲属。几位同难亲属特别爱怜这位不幸的姑娘，他们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对待，每次来为自己罹难的亲人扫墓，总要把带来的鲜花、供品分出一份放到姑娘墓前。几年过去了，他们断定姑娘一定是外地人，因此无人前来扫墓。他们觉得，怎么也不能冷落了这位冤死的姑娘。

　　这件事我们始终放不下来，心里总想着要弄个明白。当然，这首先要找到死者的亲属。我们决定循着姑娘生前就读的学校去查找她亲属的线索。然而，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没有结果。

　　五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有朋友向我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有一位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干部，女儿也在"六四"事件中遇难了。我们几经周折终於打听到了这位干部的家庭地址，并且与他夫妇取得了联系。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那位罹难的年轻女大夫就是他们的女儿。谜底终於解开了，死者并非外地人，而是一位北京姑娘。

　　从这对夫妇的谈话中，我知道了有关这位北京姑娘的一切。姑娘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但只有她取得了大学学历。她自幼聪明好学，以６００分高分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苦读６年，遇难时正在北京的人民医院当实习大夫，并已决定留在这家医院任职。

　　６月３日夜晚，这位姑娘正好在自己家里。当她得知北京街头发生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市民的消息后，随即奔赴离家最近的事发地点木樨地，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姑娘很勇敢，子弹从她身边飞过、在她周围迸发出火光，她毫无惧色，依然奋不顾身地抢救、包扎倒在她周围血泊中的一个又一个伤员。然而，正当她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略一抬头，一颗子弹击中了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

　　她还是一个实习大夫，但她用自己的生命履行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ＨＩＰＰＯＣＴＲＡＴＩＣ ＯＡＴＨ），一位古希腊医生为医学教师和医学院学生制定的誓约及道德准则：医师要尽其所能救死扶伤，要在私生活和医务方面堪为楷模。

　　死者的父母文化不高，说起他们死去的女儿，看得出来心情很痛苦。母亲一再重复着一句话："我们卫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本来就要当大夫了……。"在她看来，能上大学本身就是一种荣誉，而当一个大夫又是那么神圣。父亲是一个党政干部，而且是在４９年前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更不会想到当年他参加共产党发动的"革命"如今竟落下这样的结果。但是，他非常清楚，在"政府"里做事的人，必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否则，意想不到的厄运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女儿墓碑的落款处不写上自己名字的原因。

　　谈话间，我说起有几位同难者父母每逢"清明"、"六四"都为他们的女儿扫墓，几年如一日，从未有过间断，这对夫妇不禁失声恸哭起来。他们这才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每次扫墓与其他难属碰不上面，是因为害怕灾难再一次落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总是避过"敏感"时期，另择时日去为女儿扫墓。

　　这么多年过去了，但这对夫妇始终没有在"六四"受难群体的公开信上签过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从压抑、恐惧中走出来。面对这对质朴、诚实而又怯弱的夫妇，我们不忍心去责备他们；相信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用自己的手解开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２／１８）


死难的退伍女军人

丁子霖

　　大约是在１９９５年初冬的一天，我从门外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张写给我的小纸条，上面留有呼机号码，说希望能来家看望我。几天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来到我家里，说她叫胡某，是本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的进修生。她说她两年来从外电中常常听到我的声音，也听到很多有关的报导，知道我们一直在寻访"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和伤残者。她想见到我，是要向我提供一位死难者的线索。她说在她父母居住的一个军队大院里，有一位退伍的女军人在"六四"时被打死了。她认识死者的丈夫，也是一位退休的老军人，年龄比他妻子大一些。她说，这位老军人自妻子遇难后，精神很痛苦，生活很孤单，朋友们为他介绍了一位丧偶的退休小学教师，作为晚年的伴侣，现在两人相依为命。

　　这位女学生举止文雅、大方，说话慢悠悠的。谈话间，有一种很容易沟通的亲切感。那时，"六四"大屠杀所造成的恐怖氛围尚未消退，我正受到安全部门"便衣警察"的严密监控，像她这样敢於迈进我家门的青年学生并不多。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珍视这份纯洁的友谊，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同那位老军人接触，我有很多顾虑。因为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何况"六四"后各个单位都搞清查，要求在"六四"问题上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不知道这位军人对那场大屠杀、对他妻子的死难持何种态度。为此，我请那位女学生事先作了探询。结果证明我多虑了。

　　我记得第一次与这位老军人见面是在我家里，是由他后来的老伴陪同一起来的。初次见面，老军人就坦然地陈述了他前妻的身世及遇难的经过。

　　他前妻叫马承芬，１９３４年出生于河北省，１９４９年参军，１９５１年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上历经三载幸免于难。归国后于１９５８年复员，做了随军家属。"六四"时，他俩都已退休，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了，却没有想到竟遭到如此不幸。

　　他告诉我，当时，他们所住的干休所就在复外大街木樨地水利科学院对门，距大街只有２００米左右。这个地段是民众和戒严部队之间对抗得最激烈的地方，人员死伤很多。惨案发生后，在他们居住的干休所楼底下，聚集了很多退休的军队老干部，他们都对军队开枪屠杀民众的行为忿忿不平。夜间约１０点左右，从西向东开来的军车，竟毫无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开枪扫射。当时他的妻子正坐在楼下台阶上同一帮老太太和电梯工说话，而他就站在离妻子两米远的地方。突然间，一阵乱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妻子的右下腹部，顿时栽倒在地上，鲜血流了一地。众人见她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忙着送附近的医院抡救，可他们部队单位有命令，所有汽车都不准出动，於是只好借了一辆三轮车，于１１点多把他受伤的妻子送到了３０４医院。但是，当时医院的伤员太多了，直到４日凌晨３点多，他妻子才被推进手术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草草手术，又把她送到了病房，也未给输氧。当时都以为她的伤势并不严重，能躲过这场劫难的，哪知道把她抬到病床上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妻子的突然死亡，使他痛苦万分，致使心脏病发作，医生又把他送进了抢救室，两个多小时后才缓过来。

　　老军人无法遏制他对这场杀戮的愤慨。他说，８９那场运动，广大学生和民众从国家前途着想，起来反对贪污、反对腐败，要求实行民主。当时的军委主席邓小平，还有身为一国总理的李鹏，本来应该听取广大民众的呼声，但他们不仅不听，反而丧尽天良地发布戒严令，调动军车、坦克进城，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他说，他妻子在学运期间，没有上过街，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当年她没有死在朝鲜战场上，晚年却无缘无故死在了"人民军队"的枪弹下。这个政府怎么了？还是人民政府吗？他说，他也是一个军人，军人怎么能向老百姓开枪呢？为了给死去的妻子讨个公道，他曾在"六四"后多次向军队的总政治部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一个说法，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从此，这位在共产党军队里服役了大半辈子的老军人，不再对这个党、这个军队抱什么希望了。他说当局一再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屠杀的罪行，"我要问问他们，我妻子是不是你们打死的？她究竟犯了什么死罪？"他说他是尊重事实的人，他在妻子遇难的那天早晨他从医院的急救室出来时，亲耳听到医院的护士边走边议论："可把我吓死了，在五棵松附近一辆坦克把一个人碾成了肉泥！"他说这难道也是老百姓造的谣？

　　这是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老军人。他胸怀开阔，深明大义；他同情弱者，心地善良。在我同他的接触中，丝毫感觉不到军队与平民之间的隔阂。他现在的那位老伴，也是一位明白事理的善良女性，为了抚平丈夫心灵的创伤，不仅在生活上精心照顾他，而且同他一起参加我们难属群体的活动。我想，正是她的这种关心和支持，才使得这位晚年丧偶的老军人能从痛苦的煎熬中挺过来，而且顶住了来自所在部队给他施加的种种压力。

　　他曾对我说，自从他参加我们的签名活动后，他所属部队的领导曾多次说他"本来是很老实的，现在却不老实了。"部队领导还常常找他"谈话"，说什么"你是军人，原来还是我们的领导，道理你比我们懂。'六四'的事不要再提了，要服从国家的大局，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要再去掺和地方上的事了。"但这位老军人断然地回答："不是说军民一家、军民鱼水情吗？为什么不参加？'六四'是对人民犯罪，必须平反。难属群体的要求是合理的，我为什么不支持？"以后他每次签名，领导都要找他谈话，他也都是那几句话，而且反过来要他们回答：政府为什么把他的妻子打死？打死了为什么不给个说法？后来，单位领导一看压不服他，就改变了方式，一到敏感时期，就"请"他去外地"旅游"，省得耽在北京又去参加签名什么的，给单位的领导添麻烦。

　　但是，他和他的老伴还是照常参加难属群体的活动。在这个到处是强权和金钱主宰的世道，两位老人从这个群体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因此总想着要为大家做一些事。当他们得知还有很多同命运的人处在无人过问、无人帮助的境地时，遂积极地参与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他们常常去附近地区访问受难的家庭，给予难友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外出旅游，也不忘外地的受难亲属。有一次他俩去我们苏南的居所小住，回京时还特地绕道苏北，去看望了一家难友。

　　在几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我被国安部的警察监控在家里，不能出门。一天，他俩来看我，说话间，我提到有人提供了一位死难者的线索，可是姓名、地址都并不确切。两位老人当即答应由他们试着去寻找。事后，他俩向我描述了寻找这家难属的艰难经历。

　　那天他们顶着烈日，乘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又在居民区的楼群里转了好半天，终於找到了所要寻找的一个住宅楼，但一问却并没有要找的那个家庭。他们又询问了好多人，仍无下落。就在两位老人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发现路边有几位老妇人在聊天，便上前打听，问他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家，前些年孩子出了意外？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只说是从外地老家来找人的。也许是他们的诚意打动了那些老妇人吧，其中一位指着另一位说："她就是，她家儿子没有了；她自己也刚出院。"原来所指的那位老妇人正是我们要找的人。那位老人的儿子打"六四"失踪后，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亲因失去儿子抑郁过度已于９４年病逝，老母亲接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她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也已是风烛残年的人了。一位是退休的老军人，一位是退休的老工人，他们经历不同，职业不同，甚至地位也不同，但相同的命运把他们连在了一起。从此，老军人夫妇与这家难属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现在，这位老军人７０多岁了，他的老伴也快７０了。但他俩不想象别的退休老人那样，无所事事。他们除了有一个小家，还有一个大家，一个由１００多位难友凝聚起来的大家。作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义不容辞地为群体做了很多事情，相信在他们在有生之年，还会继续下去，这正是我最为感动的。■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１３）


一位清华学子遇难之后

丁子霖

　　周德平，男，湖北天门市人，生前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硕士研究生。

　　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那个大屠杀的夜晚，周独自一人离开学校朝市中心而去，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学校。他死于离天安门不远的同仁医院，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一直到７月６日才从这所医院找到他的尸体。一位农家子弟，身后留下了一个凄凉、破碎的家和孤独、绝望的老父母。

　　前年２月２２日，来华访问的布什总统去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那天，我是流着眼泪听完布什总统讲演的。这倒不是因为总统的讲演有什么特别动人之处，而是我深感于中美两国制度之迥异。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象美国人那样享有本该属於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权利呢？为什么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还需要由一位外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给那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才俊们宣讲人类的普世价值，而且所讲的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识呢？再看看讲演大厅里那一个个经过精心挑选的清华学子，他们那傲慢中掺杂着自卑、倾羡中掺杂着嫉妒的神态，我不能不想起当年他们的一位学长，即上面提到的清华无线电系硕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对那天有幸坐在讲演大厅里的青年朋友们说，当你们为清华出了那么多党政要员而感到荣光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记住，早在十三年前，你们的那位学长就已经以自己的行动为实现今天布什总统所宣讲的一切进行奋斗了，而且他已为此付出了生命……。

　　我──一个曾经在大学课堂里和讲台上度过大半辈子的人──就是在这百感交集的思绪中听完布什总统演讲的。我想到了８９年的那场运动，想到了当年有那么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经受着各种苦难。我──一个曾经在８９年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为我们的民族有周德平这样的清华优秀学子而感到骄傲和安慰，也为那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清华大学场景而感到悲哀和失望。

　　说起清华，说起周德平，我的思绪不由得从济济一堂的讲演大厅转到湖北南部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是养育清华学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经从这块曾萌生童年梦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年逾七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来的地方。自儿子遇难后，那年年月月伴随着两位老人的，只是无尽的凄苦和绝望。

　　我是在七年前才寻找到周的亲属的。我自己无法去看望这两位老人，一直到前年冬天，才委托一位朋友顺道去看望了他们。朋友告诉我：周家所住的两间平房是全村最破旧的，因年久失修，门窗都掉落了，寒风直往屋子里灌。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什，连仅有的几张板凳都已破烂不堪。别人家看上彩电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还没有。周母患神经性面瘫，脸部扭曲，仅剩下几颗残齿的牙床整个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躯蜷曲，也已失去劳动能力。这些年来我们给他们转去的救助捐款，仅够两位老人艰难度日而已。９８年长江闹大水，周家颗粒无收，房子也被冲坏了。９９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门板抬到了医院。如果不是及时给他们追加救助，景况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们的儿子不死，他们会活得这样凄惨吗？

　　但是，就是对这样两位勉强维持着残生的老人，共产党的官员也还不肯放过他们。９８年我给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一位前任共产党书记冒领了去，迫于无奈，我专门给这位书记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说：

　　"我已得知今年７月间我从北京邮局汇给周治刚的８００元人民币由你从当地邮局擅自领去，至今不还给收款人周治刚。

　　"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应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邮政法规的规定。你这样做是知法犯法。你也不会不知道，周治刚是'六四'难属，他年老体弱，现在又遇到水灾，朋友们给他寄去这份汇款，完全是出於人道主义的同情。周治刚作为一名公民，有权接受这笔汇款。在法律面前，他和你是平等的，你没有任何理由扣压这笔汇款。

　　"我今天给你去信，是把道理讲清楚，请你接信后立即把汇款８００元还给周治刚，如果再拖延下去，我将通过法律渠道状告你和所在邮局的局长，一切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也许是这封信起了作用，最后这位书记把钱退回给了两位老人。

　　但是，住在城里的人是很难想象偏远农村的基层官吏是怎样横行乡里的。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又接到了周父的来信，信上一开头就说："那个没良心的政府，我们这些受害者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而信的最后一句话说："真把我气死了！"原来周家再次遭到了侵扰。这回是村干部带领镇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５、６人开着吉普车到了周家，他们胁迫两位老人"老实交代"接受北京汇款的情况，说是再要发现有北京来的汇款，他们就立即扣下。他们厉声恶语地威胁两位老人：今后不得擅自离村，出门要事先向他们"请假"，回家还要向他们"汇报"；如有外人来访，也要立时报告。这种强加的侮辱性规定，同毛泽东时代对待所谓"五类分子"的做法有什么两样？

　　我常常想，同样都是人，甚至共处一片土地，同住一个村庄，为什么竟能如此不把别人当人来看待？！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践人、把人不当人的做法稍稍改变一下呢？为什么还不能稍稍打开一点门户让中国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点在别人看来已经象穿衣吃饭那样普通的人权和人的尊严呢？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总统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兜售"他那个为中国权贵们所不屑的"西方价值"的缘故吧。

　　让我们记住周德平、程仁兴、戴金平这些名字吧！他们是敢於用自己的行动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争取自由和尊严的人。他们带着神圣的使命感，走出了家乡，又走出了校门。他们已经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底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起他们，但我相信，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６）
 

家破人亡的一户难属

丁子霖

　　这里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六四"死难者─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金平。

　　戴金平，湖北省仙桃市沔城镇人，一位农家子弟。１９８０年，戴毕业于湖北农业大学，８６年，考入了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８９年６月３日晚１１时左右，他被戒严部队射杀于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遇难时２７岁。中共官员们多年来一口咬定"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那么戴金平的死，再一次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他们散布的谎言。

　　当年戴毕业在即，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个盼头。但是，转瞬之间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农大在"六四"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难，我是在"六四"后不久就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于查找不到他的亲属的下落。一直到十一年以后，即２０００年冬天，我才从难友苏冰娴女士那里得知死者的有关信息。那是苏女士的一位老同学、农大的一位退休教授在闲谈中无意间向她透露的。苏是一个有心人，她把这个线索记了下来。之后，苏又几经周折，打听到了戴的亲属在湖北农村的地址。但是，还没有等到与这家难属取得联系，苏冰娴女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苏的不幸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我一想到苏生前把这家难属的地址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识到必须马上去完成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情。於是，我没有等到办完苏的丧事就给这家难属发出了查询的信件。

　　几天后，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终於收到了这家难属的回信，信中所述令我难以卒读──想不到这又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

　　戴家在回信中告诉我：戴家世代务农，金平是戴家的大儿子。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戴的父母咬紧牙关供他上学，本指望儿子在农大毕业后能顶起戴家的大梁，哪知一场非常事件儿子身遭不幸，命丧首都。

　　金平遇难后，其母因悲伤过度，常年疾病缠身而无钱医治，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大儿子遇难后不到半年，戴家仅剩的年仅十六岁二儿子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病就是十年。戴家不仅又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而且还要负担沉重的医药费。真是祸不单行啊！从此，这个家庭仅有的一点希望都落空了。

　　戴家地处湖北省的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纯农户。打儿子遇难后，又连遭厄运，硬是把一个本来就是朝不保夕的贫苦家庭推入了绝境。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也为了支付二儿子的医药费，戴父不得不农忙务农，农闲远走他乡去武汉等地卖苦力打工挣钱。但想不到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１９９８年秋天，戴父在武汉汉正街一家信托贸易公司打工期间，突然被一群歹徒无缘无故地活活打死，末了还落得个状告无门的结局。一条鲜活的生命，转眼之间就这样消失了！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转眼间只剩下一个无依无靠、被疾病折磨得几乎难以支撑的老妇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呢？而这一切，皆缘起于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这些年来，我与戴家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按时给戴母汇去来自海内外的人道救助捐款。我无法亲自前去探望，但我放心不下这位孤独的母亲，常常想起她。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披露过戴家的不幸和苦难，有一位海外读者读到了我的文章，出於同情托我给这个家庭转交了一笔人道捐款。我在这里代戴家谢谢了。面对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很无奈。在中国这片至今仍由专制腐败的官吏把持着政权的土地上，我无力改变这位受难母亲的命运，那么，就让我们记住她和她死去的儿子与丈夫吧！让她在孤独、凄凉的余生中得到些许温暖和安慰吧！

　　也许，我们这些受难的母亲，相互之间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吧。在今年５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件来自湖北仙桃的邮包，打开一看，想不到竟是一床沉甸甸的棉胎。读附信我才知道，正是金平的母亲寄给我的，而且嘱我务必收下，她说这是她亲手种的棉花。我一阵心酸，泪水无法遏制地掉了下来。我很难想象一位孤苦病弱、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农妇，是怎样从播种到收获，再从收获到制作，最后做成了这床厚实精致的棉胎的。我想，这也许是一种来自母爱和亲情的力量吧。如今正是北方寒冷的冬季，我夜夜覆盖着这床棉被，不免又增添了一种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牵挂。■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３／１２／７）


"天安门母亲"一员徐珏的证词

丁子霖

　　写完《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一文（刊于上期），总觉得言犹未尽，尤其是关于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女士，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徐珏女士也是一位勇敢的母亲。１９８９年她失去了儿子，六年后的１９９５年她又失去了丈夫，她的一生太不幸了。但她没有被接踵而至的厄运所击倒，更没有放弃为寻求正义所进行的抗争。

　　儿子吴向东之死，对徐珏女士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她曾不止一次向我说起她儿子，说起当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去寻找儿子下落时的情景。后来，也就是在１９９９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六四"受害者和受害亲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起诉状，控告李鹏在"六四"大屠杀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为此，难友们纷纷提供了证言材料。在徐珏女士提供的证言中，她对儿子向东遇难前后的情况作了如下的陈述：

　　"６月３日晚，我和向东父亲等待儿子久不归家，来回于长安大街寻找，并在一家商店门口焦急等候。直到４日凌晨５点左右，仍未见儿子归来。我们夫妇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寻找。

　　"在行进路上，我们见一群凄凄惨惨的学生，有的受伤，有的抬着被坦克压扁的学生。我们心急如焚地只顾骑车向西单方向去，惨状更是触目惊心，长安街上到处血迹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压得印痕累累，长安街两侧商店的房墙上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玻璃窗上到处用鲜血写着'打倒法西斯！'等斗大的字。再往新华门走，正遇上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与横跨在长安街的坦克、装甲车部队相抗衡的壮烈场面，市民高呼'打倒法西斯！血债定要血来还！'

　　"太惨了！是谁挑起中华大地堂堂首都三十里长安街头的血流事件？我们拖着颤动的双腿绕道宣武门直奔前门，一路上房墙上子弹孔密集。到了前门，解放军早已把天安门围得水泄不通，路人告诉我们快到各个医院去找吧！广场早没学生了。

　　"此时已是４日中午，我们在回转的路上，见到早晨放在街上的军车现在正冒着熊熊大火。接着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着死伤者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大家都簇拥着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我们翻了许久，未见儿子向东的名字，又进到医院内从无名尸体中一个个去辩认。可怜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摸糊、睁着大大眼睛的年青人，但仍未见到儿子。

　　"在众多市民的建议下，我们辗转来到复兴医院。这时已是下午５点多，我们见复兴医院的自行车棚外排着长长队伍的市民正在围观着死难遗体。我们看到了一份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吴向东'。我还以为是受伤的名单，询问旁人住在哪个病床？这时一个青年人跑过来说：'这５０多个名单都是放在车棚里的死人。'我顿时头脑里一声'轰'响，倒下不省人事了。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一张长凳上，我是被外面一阵乱枪震撼窗玻璃的巨响惊醒的，后来知道这是戒严部队和市民抢夺死难者尸体的抗争战。我立即站起来，奔向我儿子的尸体，医生们扶着我，嘱咐我说：'您看一眼就回家去，晚上解放军仍然会来抢尸体的，他们要来毁灭罪证！'当我向儿子尸体那边走去，见周围密集地摆着一具具惨不忍睹死难者遗体。我一见儿子的尸体，发疯地扑向他，大声喊着：'向东！你醒醒，妈妈来看你了！'我要拥抱我屈死的儿子，我要亲吻我的儿子；他脸色苍白，双眼还睁着。但还没有等我扑倒在儿子身上，几个壮实的年轻大夫就把我架了起来。我嚎哭着，挣扎着要挣脱他们把我往外搀扶的双手。

　　"我看完儿子尸体从医院出来，来到大街上，众多市民都上前安慰我，有一个小伙子对我说：'你儿子是好样的，我们都是你的儿子！血债定要血来还！'一辆出租车免费把我们送回了家。

　　"７日，在３０万戒严部队警戒着北京城的夜晚，在众多单位、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向东遗体悄悄地送到东郊火化埸急速火化。当时在吉普车内，我看见我的儿子连血迹也未擦掉，在换衣服时，见到枪口是从左边锁骨之上脖子射进，从后边近脊椎处穿出，子弹进口为１－２厘米，射出口为２─３厘米，伤口四周被灼烧成一个圆洞。

　　"我的儿子就这样离开他的父母匆匆走了！……我儿子曾在５月的天安门广场写过一份遗书，遗书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他以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

　　"九月底，我们在八宝山人民公墓买到一方墓地，入葬那天，他弟弟吴卫东骑着一辆黄色自行车，车后安放着胞兄'吴向东'的骨灰盒，就算是'灵车'。我身着白衣骑车紧跟卫东卫护着向东的'灵车'。一路上，长安街两旁一队队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戒严部队士兵枪口对着大街，街上不时驰过全付武装、装有机枪的军车。我们是在这白色恐怖下安葬儿子的。"（以上均见徐珏的《证词》）

　　徐珏女士退休前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员。作为一位六十年代走出校门的知识女性，她与所有同代人一样，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在以后的岁月里，她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长年奔忙於野外考察，为此几乎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因忙於工作，她无法用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她的儿子。现在儿子离她而去了，这使她常常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痛楚与歉疚。为了追回失去的一切，也为了弥补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她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来哀悼她死去的儿子。

　　"六四"屠城后，整个北京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人们连上趟街都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北京街头的戒严部队还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每个角落、每个行人的动静，如果稍有不慎，引起大兵们的疑心，说不定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险恶的气氛下，人们也许会发现，有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中年妇女，骑着一辆黑色自行车，来回于从东单到木樨地的长安大街。她就是吴向东的母亲徐珏。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第三个七天……一连到第七个七天；在七七四十九天里，每过七天她都要这样骑着自行车来回在长安街上走一趟。她这是在做什么？岁数大一点的人一定知道，中国民间有一个习俗，家里死了人，逢"七"要为亡灵招魂。作为一个母亲，她想起了这个民间的习俗，这大概是她唯一能为儿子做的事情了。

　　一个人处於极度痛苦的境地，就会渴望某种精神寄托。在为儿子"招魂"的那些日子里，徐珏女士的自行车车篼里，总是放着一只小猫，这是她儿子生前喂养的。自从儿子离她而去后，她常常与这只猫作伴；猫也很有灵性，从不离开她一步。她曾对我说过，当时她无法排解对亡儿的思念，於是产生一个念头，要带着这只猫为她儿子招魂。她说，当她在长安街上来回骑行时，猫匍伏在车蔸里很安静；但只要一到木樨地桥头，这个小动物就躁动不安，且发出凄唳的叫声，非要跳出蔸外，在桥头的地上来回奔跑走动，象是要寻找什么。她告诉我，头"七"那几天，小猫不吃不喝，流着泪蹲在小主人的灵前，不愿离去。

　　在一个悖理、反常的社会里，常常是人妖颠倒、人兽易位的。那些杀戮者的人性被兽性所取代，而善良的普通民众常常连表达正常感情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人们往往把这种感情转移到小动物身上，从这些小动物身上去寻找本应属於人的那一份同情和怜悯。猫通人性，但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则把这只猫看作她死去的儿子的化身。

　　然而，徐珏女士的苦难并没有随着儿子的离去而到尽头。在儿子遇难的六年后，她的丈夫竟也离开了她。这正应了一句俗语：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此，她就只剩下了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小儿子。作为一个女性，她要承受的痛苦和艰辛是可以想见的；但她是一个勇于向命运挑战的强者，丈夫死后，她毅然挑起了丈夫撂下的担子，继续为生活而奔波着，为寻求正义而忙碌着。

　　每年的清明和"六四"，她依旧去墓地扫墓，依旧骑着她那辆自行车，但如今她面对的是两座坟墓，一座是她儿子的，一座是她丈夫的。而且，如今她只能独自一人往返于墓地了。

　　记得在９７年的６月３日，她来我家里看望我时对我说，明天是"六四"，她要给儿子和丈夫去扫墓。我问，有人陪你去吗？她说不需要。后来我知道，６月４日这一天，她一身黑色穿戴，独自去了墓地。她从自己的住所，经新街口、西四、西单，转复兴门外大街，一直西行至八宝山人民公墓。自行车的车兜里装着鲜花、祭品，两边车把上悬挂着两条白纸黑字的条幅，上联为"六月雪，六四英魂游长安"，下联为："孤母泪，爱子洒血夫相随"。她一路缓缓骑车前行，前后左右警车、摩托"护卫"，在她与围观的民众之间筑起了一道隔离墙。她照样骑车前行，她已不再惧怕，因为对她来说，最宝贵的都已经失去了，还怕再失去什么呢！

　　多少年来，徐珏女士一面继续从事着她所热爱的地质事业，一面与难友们一起，继续为讨回公道、寻求正义而勇敢抗争。她经常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她要把自己及难友们所遭受的苦难昭告于天下，她要把受难母亲们的心声传达给世人。这些年来，一个坚韧不屈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之所以能在中国这块到处弥漫着恐怖与冷漠的土地上站立起来，是同群体中每一位母亲的勇于担当分不开的，而这中间就包含了徐珏女士的巨大付出。■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２／２０）

 

【专　题】"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张先玲

　　８９"六四"这个日子虽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渐渐远去，但它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善良人的心中。因为就是在那一天，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成百上千无辜者的生命，并使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这一天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也唤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辈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６月３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喋血于南长街南口，那里离天安门近在咫尺。他是为了追寻心中的正义，也是为了见证历史的真实而走上街头的。他被戒严部队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流血过多而死亡，死亡时间是６月４日凌晨３点半。

　　他还刚刚开始他的青春年华，却被没有一点人性的统治者残暴地虐杀了。

　　那时，王楠正在月坛中学读高二。他生性活泼，热情爽朗，又热衷于公益事务，乐于助人。他遇难前不久，月坛中学的教导主任马老师亲口对我说：王楠的品德在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他尊敬老师，关心同学，是个很诚实可爱的孩子。王楠从紫竹院到月坛上学骑车要半个小时，在北京闹学潮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门的大学生。他对这次学生运动非常关注，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门拍照。有一次他想让我再给他一点钱去买胶卷，他说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历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贵的镜头。我对他说："你不要太热心了，学生运动是会被人利用的。"他说："学生运动历来被人利用，但学生运动是激发民众的动力。"有一次看国际新闻时，他对我说："您看这个镜头多么珍贵，如果没有人拍下来，事情的真相就会搞不清。"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学组织了本校学生的游行，以声援绝食的大学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怀着"要把历史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的愿望，带着相机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顶红头盔，骑车离家直奔天安门的。他那时刚刚军训回来，这天他穿着一身旧军服，腰间扎着军训时战士送给他的一条新皮带──也许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别是那条真正军人用的新皮带，我们才得以认领到他的遗体。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个周末。晚饭过后，有几位朋友来我家聊天，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谈到政府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据以往的经验说："共产党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然而，那时我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会用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学生。这天王楠也在家里，他听到了我们的议论。当他洗完衣服准备回他的住处时（他住在另一栋楼），突然认真地问我："妈，你说会开枪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帮那时'四ܫ五'运动都没开枪，现在怎么会开枪呢！"为防备意外，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对我说："妈，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们母子俩的最后诀别。可怜的孩子啊，他怎么能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太阳升起了呢！

　　大约夜１１点半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告诉我，他看见王楠带着头盔，身穿军便服，背着书包骑车出了大门。我断定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彻夜未眠。伴随着一夜密集的枪声、隐隐约约的呐喊以及救护车凄厉的笛声，我担心孩子，担心学生，也为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感到痛心，感到无奈，但我决没有想到杀戮竟如此的残酷，而且这杀戮竟会落到自己孩子的头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间，看到他留下的纸条："妈妈，我去找同学了。"看得出他一夜未归。我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却不见他回来。我听院里陆续回来的人们述说着镇压的残酷，一种不祥的预兆袭上心头。

　　我们决定出去寻找王楠的下落。当天晚上，我们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表示愿意帮着去寻找。他们从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２４家医院，看到了许多被杀害的人，真是惨不忍睹。我的一个侄子从医院回来，见到我就放声大哭："姑姑呀，太惨啦，我看见有具尸体露在白布外的是一双裹过的小脚，还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们没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诉我戒严部队还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关在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也许王楠就在其中。从４号到１４号，我们没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确切消息。於是我们向学校报了案，请他们帮助寻找。在焦急地等待的１０天中，我的心受着痛苦的煎熬，头发开始变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实，那时我先生王范地已经从王楠寄读过的花园村中学得到了他的死讯，只是还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瞒着我，一个人强忍着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６月１４日，我终於接到了月坛中学的电话，说学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护国寺中医院有一具无名尸，穿着、年纪和体貌很像是王楠，让我去辨认。那个时期，我先生正在参加国际比赛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医院。在楼下的候诊室，医生们向我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这具无名尸是６月７日西城公安分局送来的。因为当时各医院的太平间已经满员，所以送到这个小医院。送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泥土，头部包有绷带，破了的眼镜和头盔上也沾满泥土。听送来的人说：这具尸体是从天安门前２８中学（现改为长安中学）门前草坪里挖出来的，在王楠这个坑里共有三具无名尸。因为王楠身着军服，特别是系了一根部队正规的武装带，以为他是军人，所以送到这里准备确认身份。自６月７日开始，戒严部队已来过多次，证实他不是军人，才通知学校的。还说别处还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确认为老百姓的无名尸已全都送去火化了。这个情况在我们以后寻访中得到了证实。

　　找到了王楠的尸体，在那种特别的时候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然而，在遗体火化问题上却不意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刁难：因为邓小平９日讲话诬指学生运动是反革命暴乱，火葬场接到命令，死者必须甄别才能火化。为此我们几经交涉无果，后来，因王楠的父亲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由北京市统战部通过市委与有关方面交涉才准许火化，那已经是６月２２日，离王楠遇难快二十天了。那时的八宝山火化场依然有武装的戒严部队巡逻，而且运送尸体的车辆仍然挤满了院子，遇难的人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６月１４日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从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从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渊。那个时候，我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濒临崩溃的边缘。亲人，朋友，邻居，包括素不相识的人们都来看望我，安慰我。从他们的关心和劝慰中，我逐渐冷静下来。我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下去，如果你有个好歹，我们这家怎么办？王楠的事还没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过来。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疯了。我要搞清楚儿子是怎样死的；他头上的绷带是谁包扎的；为什么埋在２８中墙外。儿子为了记录下历史真实遇难了；我作为母亲，要为追查儿子遇难的真相而活下去。

　　这时范地告诉我，７号早６点左右花园村中学的一位老师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姓吴，外地人，是北大协和联合救护队队员。他向那位老师报告说：你校学生王楠，学号ｘｘｘｘｘ……，４日凌晨一点半在南长安街南口，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三点半钟死亡。

　　我从我先生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想：那个能报出长长学号的人，一定是见过王楠的学生证，了解王楠遇难详情的。於是，我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护队员，将我儿子遇难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

　　从此，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诉说我儿子遇难的事情：在公共汽车上，在出租车上，在朋友家中，在别人来访的时候……。终於，我找到了第一个见证人，一位光大出租汽车公司（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没有了）的刘姓司机。他一听我是王楠的妈妈，神情很惊讶地脱口而出：那是您的儿子呀！而后他向我描述了当时发生事情：那时他正在南长街，当戒严部队开着枪过来时，有一个小青年冲出去照相，但接着便中弹倒下了。当时有群众冲上去抢救，但戒严部队不准群众冲出街口，不许接近受伤倒下的那个人。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军人，她说："那是个孩子，求求你让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枪口指着她说："他是暴徒，谁敢上前一步，我就毙了谁。"此时从南长街北口，先后开来两辆救护车，想到长安街上救人，来到街口被戒严部队挡住（出了南长街南口就是天安门前的长安街）。随车医生下来交涉，还是不准救护，车只好往北，原路返回。这真是令人发指的罪恶啊。即使两军交战也没有不准救护伤员的道理，而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政府不仅动用机枪、坦克杀戮老百姓，还不准救护伤员，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后来我又陆续找到两位见证人，他们所说的情况与第一位所说的完全相同。可叹的是在高压之下，他们都不敢出来做证。

　　既然王楠遇难的事实已经证实，那么又是谁给他包扎，又怎么把他掩埋了呢？我带着这些问题继续了漫无头绪的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另外一些遇难者的信息，我的心里也就不仅仅是丧子之痛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８９年的１１月的一天，终於有朋友来我家里，告诉了我吴姓青年的下落。他说他有一位亲戚在北大医院工作，从这位亲戚那里听说，该医院有一位刚毕业的姓吴的医生，６月３日那天夜里曾在南长街救过一个名叫王楠的中学生。我得到这个线索很兴奋，但当时还处於白色恐怖时期，我无法再委托别人去找吴医生，於是我直接给他写了封信，没有想到他居然给我回了信。９０年１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三位同学来到我家里，将王楠的学生证、钥匙交还给了我。同时他们告诉我，当时除了一位女同学，其余三位都参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并一直守护到王楠死去。

　　在交谈中我这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在西单目睹群众被杀的惨状，出於义愤，自愿组织起医疗队。除该医学院的学生外，当时参加救治的还有东升医疗器械门市部的职员，他们是带着医药用品参加的。一位姓张的学生说："那时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大街上人潮如涌，人声鼎沸，民众一边高呼'打倒法西斯！'一边组成人墙保护我们救护伤员。我亲眼看到一位人墙中的群众被击中，当场死亡。"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医疗队随在戒严部队后面向东走，到了南长街南口已是两点多钟，他们发现王楠就倒在南长街南口的路边，而在马路对面，也有两人已经倒下。当时王楠已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体温和心跳，眼镜是完好的，至於照相机等等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空书包。看到他的学生证后，他们想将他抬离现场，以便去医院抢救。士兵们找来一位军官，年纪较大，上校军衔（据说这支部队番号是５１０１０），看到学生证后样子很同情，可听到医生们要抬他出去的要求，马上面现难色，说："那不可能，你们尽量抢救吧！"医生们带的医疗用品都已用完，只有医疗器械门市部的人尚有最后一点绷带，他们给王楠包扎了伤口，做人工呼吸。但毕竟血流得太多了，这样简单的治疗是无济于事的。到了凌晨３点半钟的时候，王楠的生命终止了。这时，马路对面倒下的两个人也已死亡。於是，医生们收起了王楠的证件，写好了死亡证明书，清楚地记录了王楠的身份，年龄，中弹部位及死亡时间，同时也为马路对面的遇难者写了死亡证明，每份证明书上都有三位医生的亲笔签名。然后，再一次找戒严部队，希望能允许他们将王楠遗体送到医院，以便家人寻找。这次来的军官是一位年纪较轻的少校，态度非常蛮横，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准抬出去，你们也快走，否则都抓起来。"那时天已拂晓，那位姓吴的医学院学生步行到六部口邮局，按王楠学生证上的地址给他生前借读过的学校──花园村中学打了前面提到的那个电话。

　　早晨五点多钟，戒严部队赶走了守护在遇难者身边的学生们，又将戒严线向里推进了２０米，并击毙了一名喊口号的青年。对於埋人的事，医生们一无所知。

　　我仍旧不息的追寻。一天，一位姓高的朋友对我说：他认识一位西长安街派出所的警察，这位警察曾经对人说过：他们在６月４日清晨接到一个命令，让该派出所的民警除必要值班的外，都带上铁掀等工具去长安街，帮助戒严部队打扫现场。到了那里他才知道，所谓"打扫现场"就是掩埋倒在长安街上的遇难者。原因据说是早上七点有个卫星启动，会拍下这些尸体。

　　原来如此！他们这样匆匆忙忙地"埋尸灭迹"，是为了让中国的官方媒体放心地编造"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没死一人"的谎言。

　　关于这件"埋尸灭迹"罪恶行经，我们还从原２８中的看门人那里得到了证，他说４日拂晓有戒严部队敲门来向他借铁掀。

　　６月４日以后接连下了几天雨，本来埋得不深的尸体，浮土冲刷以后衣服都露了出来，再加上腐烂的气味，使得１２号要开学的２８中领导很为难。他们把情况报到上级，紧接着西城公安局和卫生局就组织人力把埋在此地的尸体挖走了。象前面所说的，除了王楠被怀疑是军人送到医院之外，其余的尸体都由公安局送去火化了。在我们以后的寻访中，就找到十几户人家的亲人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他们很可能就属於被火化的无名尸。

　　在半年多的寻找过程中，我上百次的叙述着王楠遇难的经过，眼泪都已流干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难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一家的，那是整个民族的苦难。我的儿子遇难后不久，我认识了丁子霖，从此我们一起开始了"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活动。我渐渐从个人的悲痛中走出来，把这种悲痛转化为寻求真实、寻求正义的勇气，它支持我走过了十几年艰难的路程。丧子之痛不会淡忘，但"分担别人的痛苦，也会减轻自己的痛苦"。难属们的友谊、朋友们的支持是治愈伤痛的良药。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愿望，但集中起来，就是这十六个字："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是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共识，我想这也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王楠的妈妈──张先玲执笔，２００４／３）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件

袁可志、李雪文

　　我们的儿子袁力遇难后，我们作为袁力的父母，一直没有勇气打开过他的遗物。不久前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袁力当年写给"自治高联"（一般称"高自联"或"北高联"──笔者）的一封亲笔信。因为不知寄往何处，也找不到人转交，所以没有发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袁力写过这样一封信。

　　现在我们记得的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袁力因忙於工作，又经常出差，所以对那场"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的学生运动，开始时并未关心，当然也就谈不上介入。五月中旬，北京民众声援学生绝食的游行示威达到了万人空巷的高潮。这时的袁力再也坐不住了，他每晚都去人民大学广播站聆听当天的学运消息，而且开始关心并投入到运动中去。五月二十日晚，正逢赵紫阳被迫辞去总书记之职，袁力碰巧遇上曾参加过绝食的同学李࡬࡬，两人畅谈良久。当时袁力对运动的发展深感忧虑，他请求李࡬࡬给天安门广场学运指挥部的领袖们捎一个口信，建议停止绝食，因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再无必要采取伤害自己身体的极端措施，学生应知道保存实力。当时他大概认为，学生运动已到了关键时刻，他有责任提出自己的建议。为了能比较充分地申述自己的理由，他于几天后又给"自治高联"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北京"自治高联"的领袖们：

　　首先，请允许我以一个研技（应为科技）工作者的身份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投身这场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大学生、研究生们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

　　"５ܧ２０"以来，我已经同你们和北京市的广大市民一起熬过了两个激奋、紧张的不眠之夜，并在星期六和星期一三个白天同支持或反对你们的市民、外地来京人员以及我的同事们，同李࡬࡬同学以及数位在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纠察队同学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得出的印象是：

　　１、９０％以上的人对你们的运动给予了支持和声援，至少是同情，但其中还是很有一些人对你们的具体行动和一些社会效果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２、还不能低估官方宣传工具的作用。例如，星期天下午开始的张百发等人的"讲话"起了很坏的作用。我们要提高警惕，认真研究对策。

　　３、有些学生宣传员和学生广播站发布了一些不够准确的消息和一些过激言论，给群众中的"反对派"提供了口实。

　　４、社会秩序（主要是交通秩序）确实出现了很多可以避免的混乱。

　　５、学生纠察队连日来过度疲劳，休息和饮食状况太差，卫生状况就更不用说了，天气又这么乾热。要考虑发生各种疾病及对身体健康的长期不良影响。

　　６、广场上的学生拒绝归还１８日由各单位自愿提供的大轿车，已经引起了不良反应。

　　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１、立即拆除和撤消所有路障，用"人障"代替路障。因为真的发生"冲突"，路障实际上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已经和正在阻挡数万大军的并不是那些路障，而是群众的身躯和人心所向的巨大精神压力。请你们向群众和同学们说明拆除路障的原因和宣传上的意义。

　　２、立即通知除公交公司的所有单位，请他们领回其大轿车，并向领车的人员表示歉意和衷心的感谢。而且最好把车上打扫干净。

　　３、值此斗争的关键时刻，"自治高联"要加强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制定统一的宣传内容，还要注意各校各学生领袖之间的团结一致，万事定要以大局为重。

　　４、宣传方式要改进，组织广播宣传车进入居民住宅区（但要选择合适的地点，以防止交通阻塞）宣传更多的群众。宣传内容一定要反复研究，要经得起推敲。发布的消息一定要真实、准确和可靠；对於"小道消息"一定要冠以"据传闻"、"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等字眼。要告戒和制止任何发表过激言论和不真实消息的人。

　　５、向所有在京已逗留三天以上的外地同学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他们能把北京的真实情况带回当地，并以此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这要比他们在北京进行声援的意义和作用大得多，因为目前的新闻媒介基本上不能完整和真实地报导事实。

　　６、鉴于目前形势，完全可以考虑在"戒严"满７２小时时，主动宣布撤出天安门广场，但保留继续在广场和校园、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小规模的演讲、游行、示威和设立广播车的权利，并宣布继续罢课，号召教师罢教或对学生保持中立；号召市民组织纠察队保护校院和游行、演讲人员的安全；呼吁群众自觉维护真正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戒严令"宣布的那种秩序）。

　　７、迫使当局公开承认"自治高联"的合法性。

　　以上拙见，望研究考虑。

　　袁力这封当时没有寄出的信件今天能重见天日，对我们父母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当我们捧读这封信的时候，就像回到了以往的岁月。如往常那样，他恭敬地站在我们面前，说话不多，但思维缜密，立论有理有据。从他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对时局的独到分析，也透视到他对那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拳拳之忱。他既有青年人的理想和激情，更不乏成年人的沉着和稳重。而这一切显然是与他走过的人生道路直接相关的。

　　袁力出生于１９６０年７月７日，恰好是抗战国难纪念日。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家人每日三餐都得先用秤计量才敢下锅。母亲营养不良，自然影响了袁力婴幼期的发育。上小学时，又适逢"文化大革命"。父亲被关进了"牛棚"，继而又下放湖北安陆五七农场劳动改造。母亲则随着她任职的医院"一锅端"地去了不见青草绿叶的甘肃定西内官营。一家人从此离散各处。袁力随父亲去了湖北农村，每天一大早饿着肚子涉步过河去上学，由於一日三餐不能按时进食，不久得了胃病。半年后，母亲把他接到生活条件更差的定西内官营。到了冬天，由于煤炉烟囱倒灌风，娘儿俩煤气中毒，险些双双丧命。一九七二年春，父亲从"五七农场"分配到山东济宁参加毛纺织厂的新建工程，袁力也就转到济宁上了初中。两年后，母亲从甘肃调来济宁工作，一家三口（袁力的兄姐在别处插队）才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袁力在山东济宁一中学工、学军、学农后高中毕业，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自学，终於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春季斑。１９８１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１９８５年又考上北方交通大学铁道运输自动化与通信专业研究生。两年后离开北方交大，经自我推荐进入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翌年被委派去西德考察。回国后，除继续担任该所自控中心研究工作外，并代表该所参加国家高技术研究"８６３"发展计划中的以清华大学为首的ＣＩＭＳ项目，曾受到过主题专家组的表彰。１９８９年春，袁力本已取得留美出国护照，并接到了美国Ｓｔｅｖ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研究生部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和接机表，预定是９月以前赴美。讵料"六四"惨案从天而降，他没能前往美国，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袁力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他在幼小的时候，就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尤其是随父母去了大江南北的好几个地方。因此，虽然涉世未深，但对於人生之艰难，世道之险恶，已有了比一般同龄人更多的切身体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当年那场学运能作出如此理性的分析，而且会抱有如此深沉的忧虑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袁力密切关注着学运的任何一个动向。当听到柴玲宣布停止绝食的消息后，他深感欣慰，从而对学运表现出了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

　　到了六月二日，北京的局势已很紧张。下午，戒严部队在六里桥被人山人海的民众拦截，进城受阻。袁力在办公室里与同事们谈论此事。有人认为戒严部队可能会开枪，而袁力则认为"军队绝不可能向人民开枪"。这时的袁力，虽然对局势的发展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他对"军民鱼水情"的神话仍然深信不疑。

　　次日下午，袁力去清华大学找一位研究生交换资料，但这位研究生已去了天安门广场，於是袁力立即前往寻找。来到西单附近，正遇学生们截住一辆偷运枪支弹药和钢盔等武器的卡车，有人用枪尖刺刀举起钢盔示众。他认为这是学生们的一次胜利，大快人心。接着，驻扎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解放军企图冲出人群去夺回武器，他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手挽着手拦住解放军，说服他们退入人民大会堂。直至晚八点半才回家吃饭洗澡。他那时的情绪非常兴奋激动，但他不无忧心地问我们："如果这次学运失败，那该怎么办？"

　　约在晚间十一时半，军事博物馆一带突然枪声大作。袁力好像没有多加思索，就立即骑着自行车出门前往木樨地，在大门口正遇上我们两人从街上打听消息回来。我们当即拉住他的自行车说："危险，危险！已有人被打死，千万不要前去"。但袁力却说："你们老年人尚且上街，我一个单身小伙子怕什么？"还说："我不会靠拢去的"。这时有一位邻居也劝我们说："年轻人嘛，就让他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松了手。袁力随即跨上自行车，用力一蹬，飞快地走了。天啊！岂知这竟是最后的诀别。作为父母，我们一夜未能合眼，我一直站在北窗口张望，焦急地企盼着窗下出现袁力的身影。

　　６月４日黎明仍未见袁力回家，我们意识到"出事了"！遂请邻居帮忙找来住得较近的袁力的表姐、表姐夫去木樨地和附近医院寻找。袁力遇难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少同事、亲友、邻居纷纷前来慰问，许多人分头去城区各医院寻找。

　　那天我们家里还来了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六月三日通宵他们在木樨地桥下和桥西高楼脚手架上亲眼目睹的大屠杀实况：

　　六月三日晚约十一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队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桥，就一声令下，士兵卧倒，中间一军官取单膝跪姿，举起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倒在血泊中，人群四处逃窜。方队过后，不少人用三轮板车或自行车抢运尸体送往附近医院。相隔不到半小时，第一车队自西向东缓缓驶过木樨桥，有人看到贴近军车处，一青年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一声枪响，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位自称"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死难者究竟是谁呢？现在已很难查证了，但事后我们知道，袁力当时也正在木樨地现场，那里是死人最多的地方，而且有不少人死得很壮烈。

　　在袁力遇难约半个月之中，家属和亲友到处寻找其尸体。据袁力的姐姐和表姐回忆，她们找遍了北京市四十三家医院。就她们所见，离木樨地最近的复兴医院尸体最多，在自行车棚里堆积如山；而所有这些医院加起来，她们亲眼所见的尸体就不下四百五十具之多。如果计入已经领走的和没有送进医院的，就不知有多少冤魂死在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坦克之下。

　　直至六月十九日，经袁力在北邮的同学们重新去各家医院搜寻，终於在海军总医院太平间里发现了袁力的尸体。据该医院纪录，袁力是在六月三日子夜十一点五十五分被人送入医院的，但送来时已抢救无效，死因是"胸部穿透伤"。因为半个月没人认领，被医院编为２号无名尸，移入了太平间。看管太平间的老者告诉我们：因弹簧厂工人的误认，此前曾把袁力的尸体领走，两天后才又送回。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第一次去海军总医院时竟然没有能够找到。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去海军总医院为袁力净身时，见他双目睁瞪，死不瞑目。我们发现子弹是由咽部射入，背后尾骶骨上方穿出，弹道几乎是直上直下。可以想见，那颗使袁力致命的子弹是从军车上往下射击的，袁力的整条牛仔裤染透了鲜血。我们一直保存着他的血衣。

　　第二天，由袁力所在的自动化所派人主持，在八宝山第三告别室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近三百人。那时人们的情绪尚处於恐惧与愤慨的交织之中，一种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人们无所顾忌地聚集到了袁力的遗体跟前。整个仪式虽然简短，但悲壮、肃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由於过度悲伤，袁力母亲突发心脏病，顿时昏厥过去，退场输氧。

　　袁力之死，令我们抱恨终生。为了永恒的纪念，也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我们决定为他修墓。为此袁力的母亲拖着病体亲自到郊外去选择墓地，最后在西郊万安公墓内选定了墓址。同时，一些亲友和自动化所的同事们送来了捐款。八月五日，包括亲属、朋友在内的二十多人冒雨举行了骨灰下葬仪式。在袁力的墓碑上，镌刻着由其父亲自撰写的如下碑文：

　　恸哭吾儿未及而立之年猝然离世吾家希望之星突告陨落天公如此不公唤走有志青年留下古稀双亲吾儿七七坠地六三升天短暂一生不幸始终全家心碎永失欢笑立碑志哀

　　袁力墓在万安公墓内是第一座"六四"死难者之墓。后来，又有好几位死难者的遗骨落葬在这里或摆放在公墓的骨灰堂，多少年来，有不少海外朋友和外国记者来此凭吊、摄影，许多来公墓扫墓的人也常常到袁力墓前驻足观瞻。这一情况大概引起了有关当局的关注，一年多之后，万安公墓大门口竟贴出了"外国记者不得入内"的告示。这不明明想把一个公墓封闭起来嘛！但是，每年的清明和"六四"，不管墓地如何戒备森严，凡安葬在这里的"六四"殉难者的亲属们都要来洒扫、祭奠死去的亲人，年年如此，从不间断。"六四"十周年的时候，难友们汇集到袁力的墓前举行了集体公祭（照片见后）。嗣后每年"六四"都在这里举行公开的祭奠。渐渐地，这里也就成了难友们纪念、缅怀"六四"死难者的场所。而每年这样的时候，这里也就成了"敏感地区"，必定有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警察在周围巡回监视。

　　今年是"六四"惨案十五周年。回忆这十五年来走过的路程，可以让亲人们在九泉之下得到些许慰藉的是，在当年你们倒下的地方，今天已站立起来一个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她们再接再厉，十年如一日，为寻求正义、为讨回公道而不息地抗争着。我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至今没有忘记，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日和２０日，我和张先玲、周淑庄等难友前往国家安全部递交抗议书的情景。那是由北京市国安局无端地冻结了一笔以"丁子霖"名义存在无锡市中国银行的海外人道捐款引起的。袁力生前知道我一向谨小慎微，但这次儿子的在天之灵却给了我这个母亲莫大的勇气。我想他地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的。

　　如今我们都年事已高，把一些能够想起来的事情写出来，把一些想要说的话说出来，把它们留给后人，留给历史，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心愿。■

（执笔者：袁力的父母袁可志、李雪文，２００４／３／２０）


三赴天津卫

丁子霖

　　２０００年岁末，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宾州的圣诞卡。从卡上热情的附言中得知，寄卡人是一位旅美的中国同胞。

　　他在向我表示节日祝愿的同时，还向我提供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线索。这位死难者生前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家住天津武清县。寄卡者没有向我提供死者家人的姓名和住址，只是让我去找天津师大的一位某姓知情者。但是据他说，他所提供的那位知情者，也已于多年前离开师大"下海"去了，现在下落不明；他要我去知情者的一位朋友。这是寄卡者提供的唯一的一条确定的线索，他告诉了我此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尽管只有那么一点点线索，而且还拐了几个弯，我却不想放弃。开转年来，我想约张先玲女士一起去天津一趟，却苦于手头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时难以脱身；等我把要做的事情告一段落，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敏感时期，国安部的"便衣"又开始对我实行例行的监控了，当然更无法脱身。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六四"这个日子，被束缚的腿脚终於可以放开了。於是，我与张先玲女士商定日期，并由她解决用车问题。恰好，她的一位朋友要去天津办事，我们就搭上了他的车。

　　记得那天我们一路问讯，等我们找到天津师大都已快到中午时分了。车主去办他自己的事，我们却不敢停留，立即按寄卡者提供的姓名、单位去找那位知情者的朋友。令我们高兴的是，我们居然顺利地找到了他，而且从他那里知道了那位知情者的下落。原来，这位知情者"六四"后确曾下过海，但不久又回到了天津师大，现在该校分部的一个单位工作。

　　至此，我们的寻访算是有了一些眉目。於是缓过来，随便在路边的一个餐馆各要了一份快餐，草草用餐毕，又接着赶到了天津师大分部。但一看手表，离下午上班的时间还早呢！只好又随便在校园里找一张椅子坐着等候。快放暑假的天气，已经很炎热了，又是大中午的，又赶了半天的路，真让人昏昏欲睡。好不容易挨到了上班的时间，又碰上被访者正忙着要处理公务，说是过一会才能接待我们。我们就只能在附近的学生阅览室等着。这所谓的学生阅览室，也不过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大楼梯厅而已。

　　终於，被访者把我们招呼进了他的办公室，但可以明显地感到，他对我们的来访是有疑虑的，甚至还有所戒备。幸好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於是先由张先玲女士说明我们的来意，并扼要介绍了我们的身份。为了取得对方的信任，她还向被访者详细地陈述了儿子王楠在"六四"惨案中遇难的经过，并拿出儿子生前及遇难后的照片来作证。经过一番沟通，对方的疑虑消除了，谈话也就变得坦诚和自然起来。

　　这位被访者肯定地告诉我们：天津师大确有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前遇难，他就是该校中文系８７级的学生李浩成。在８９学运期间，李随同该校五千余名师生前往北京声援。据当时与李在一起的同学提供的情况：６月４日凌晨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李正好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地方拍摄现场照片，当闪光灯亮起的时候，他遭到了戒严部队士兵的射击。据说，李当时连中两弹，致命的一颗射中他的肝部，随即由民众送往同仁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大约是６月６日或７日，医院方面根据李身上的学生证号码通知了天津师大，随后由校方及死者亲属赶去医院认领了尸体，就地于北京八宝山火葬场火化。据说，后来校方曾给了李的亲属一些钱的补偿。

　　然而，对於我们最急于想得知的死者亲属的家庭地址，这位被访者却无法向我们提供，他只是告诉我们，李的家在农村，父母均为农民，父亲在李入学前就已去世，家中多子女，生活贫困。

　　初次见面，被访者能向我们提供这么多的情况，我们觉得已经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了。但我们还想进一步查找死者的亲属，尤其是李的母亲的下落。对方对於我们这个要求，脸上显露出了难色，他不无歉疚地说："校方已将李的个人档案毁了，我们只知道李来自离天津不远的农村，偌大的农村地区到哪去找呢？再说，这么多年了，他当年的一些同学也都四散了，要找他的亲属实在太难了……。"

　　我们一方面向他表示感谢，一方面向他介绍了我们在寻访活动中遇到的一些类似的个案。我们对他说：学校可能销毁了"六四"惨案中遇难学生的个人档案，但从遇难者所在单位的文字记录中还是有可能查到一些相关的数据，譬如一些基层单位都还保留着历年来的工作档案，从那里也许能找到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线索。

　　我们很希望被访者能继续给予我们帮助，因此在访问结束告别的时候，先玲给对方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想以此来向他表明，尽管此次天津之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我们对李家的寻访不会放弃。

　　我们第二次去天津，是在２００３年年初。年前，我从苏南老家回到北京，先玲就兴奋地告诉我，天津师大的那位朋友给她来信了，告诉她已经找到了"六四"死难者李浩成亲属的下落。她说在那位朋友的来信中，不仅提供了李的母亲以及两位兄弟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而且还提供了李的大舅的姓名和地址。在来信中，这位朋友还留下了他本人的手机号码，说有事随时可同他联系。这正是我们不敢奢望却又非常想得到的消息，我和先玲都喜出望外。

　　我们恨不得立即就去李家，但一看地址是在天津武清区（原武清县）的农村，坐火车或乘长途汽车都无法直接到达，还得像第一次去天津那样，等机会搭乘朋友的小车。一直等到２００３年春节期间，好不容易有一位朋友的小面包车有了空闲，可先玲却又患了密尼尔症无法成行。这时，我和先玲商量，决定不放弃这个机会，於是另邀了一位原藉天津的难友陪我同往，恰好他当年参军后在武清县服过役，熟悉当地的道路和风土人情。

　　那天一清早我们就出发了，按友人提供的地址，从京津高速公路至武清站出口，一路打听李家所在的村子。但是，一连询问了好几位当地的农民，都说不清我们所要找的村子在哪里。原来，前些年把武清县划归天津市的时候，乡、村的行政区划作了变更，很多乡、村合并了，李家所在的村子也已有了变动，不知被并到哪个乡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我们突然想起了那位天津友人提供的另一个地址──李浩成大舅家的地址小王村。我们想，总不至於把所有的村子都并掉吧！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位天津朋友的良苦用心，要不是他向我们提供了这个看起来多余的地址，我们此行也只会无功而返。

　　我们的车子继续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奔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真可谓一马平川，一眼望去，心胸也似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但是，我们无心欣赏这眼前的景象，一心想着尽快地找到小王村。这里村与村、乡与乡之间，动辄就是十里八里的，很少能见到农户。那时又正值春节期间，公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我们想打听小王村的地址，都很难找到人。

　　我们几经周折，一直到将近中午时分，才找到李浩成大舅家所在的小王村。这位大舅已经七十多岁了，反应已很迟钝。当我们在他家的炕上坐下，询问他是否有一个妹妹叫"刘࡬࡬"时，他竟然一个劲地摇头。那一刻，我沮丧极了，心想，年纪大了，难免忘性大，但忘性再大也不至於把自己亲妹子的名字都忘了吧！莫非我们又找错人了？，这时，一直蹲在地上听我们说话的一位中年妇女发了话："刘࡬×不是我姑吗？"我不假思索地连忙答话："正是！正是！我们找的就是她，她的Ñ名字就叫刘࡬࡬。"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刘家的地址没有变，只是在并村并乡之后变更了名称，就像一个人改了名字，想找到这个人就难了。再一问，那里离小王村还有二十多里地呢！

　　我们赶紧告辞，直奔李家而去。

　　下午一点，我们终於来到了李家所在的村子。第一次访问，我怕人多了使李家产生疑虑，就把开车的朋友留在了车里。

　　村民们把我和同去的难友领到了刘的大儿子家。刘的大儿子是个４０多岁的壮实汉子，正在院子里干活，蓬头垢面，一身尘土，突然见有北京来的生客，不免有些惊诧，带着惶惑的神色把我们领到了邻近的一个院内。原来，李浩成的母亲有三个儿子，剩下的两个儿子均已成家，而且都有了孙辈，她与小儿子一家住在另一个院。

　　那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的院落，院子很宽敞，座北朝南一溜五间北房。李的母亲刘࡬࡬住东边的两间，外屋是灶间，里间靠窗一排土炕，炕边摆着一个破旧的柜子，此外就没有什么陈设了，但窗明几净，屋里很整洁，看得出主人是个勤快人。

　　母子仨都不善言辞，母亲刘࡬࡬安顿我们在炕沿上坐定，就站在一边静静地听我们说明来意。当我们说到我们两家的孩子都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情况时，室内的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来访者居然是与自己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原先他们脸上的那种疑惑的神情顿时消失殆尽，一种同命运者的心灵交汇把双方一下子拉近了。

　　李浩成的母亲刘࡬࡬比我年长一岁，头发全白了，却思维并不迟钝。我俩的手紧紧拉着，彼此都没有言语，仿佛此时此刻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这位老妈妈很坚强，眼眶里噙着的泪水始终没有掉下来，看得出她是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她一边给我们沏茶倒水，一边听我们说话，就像接待家里的亲戚一样。

　　我们谈到２０００年从海外得到她儿子遇难的线索，谈到２００２年辗转打听到她家的地址，又谈到这次找到她家时所经历的种种周折，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胜感慨：也许是一种天意的安排吧！世上总还是好人多啊！刘࡬࡬的小儿子本来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此时也不禁插了一句："怪不得今早我听房上有喜鹊叫呢！"可以看出，这次初访，在这个家庭里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以往的寻访中，常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凡"六四"中受难的家庭，人们一般都是寄予同情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人、具体事的时候，人们往往保持沉默。这一方面是怕一提起这事反而会触动受难亲属的伤疤；另一方面也出於一种恐惧，因为按官方的说法，"六四"是"反革命暴乱"，被打死的人也就是"暴徒"。基於同样的原因，作为受难亲属本人来说，也往往采取类似的态度──不是不想向人们诉说，而是没有人愿意或者敢於倾听这种诉说。这次见面，大概是李家这些年来第一次听别人谈起"六四"这个敏感的话题吧。

　　这次我们没有在李家多作逗留，大过年的，本不该谈这些去勾起人家伤心的事情。於是，我们把来自海外学生学者的一笔人道捐款转交给李的母亲后，就匆匆告辞了。

　　我们第三次赴天津是在去年的冬天。２００４的春节来得早，我和先玲决定提前去看望这家难属。这次是熟门熟道，又有一位朋友开车，不需要在途中倒车，很顺利地便到达了目的地。

　　为了多说说话，我们便接受了主人的盛情邀请，留下一起吃了午饭，但说好只吃农家的玉米糊糊和贴饼子──那天我们一进门就注意到院子里堆放着几大垛玉米棒子，心想用这些新鲜的玉米磨的面要在城里是很难吃到的──哪知在我们只顾与李家母子仨说话的功夫，两个儿媳竟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把一张桌子摆得满满的。主人说平时很难聚在一起，这就算大家在一起过年了。此时此刻，我和先玲都有一种到了自己家里的感觉。已经十四个年头过去了，真难以想见，一位失去了自己爱子的农村老母亲，究竟是怎样一年又一年地熬过那辛酸、苦涩的年关的。

　　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说话，老人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也就很自然地谈到了她的老伴，她的孩子，她的家庭的变迁。

　　老人是一个苦命的农家妇女。她生有三男三女，李浩成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以前农村讲阶级斗争，她李家是上中农，虽然不是"剥削阶级"，也算是阶级成份高的农户，遇事常受歧视。因此，前面几个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或高中就回家务农了。李浩成是李家最聪明的孩子，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当时河北省的重点中学──杨村中学挑走了。但他刚上高中，父亲就突然病故，家庭经济状况急遽下降。李是一个有志向而又懂事的孩子，他不忍心再让老母亲作难，一看高中毕业在即，他对他的母亲说："凭我的成绩，我是能够考上北大的，但家里困难，我还是由学校保送，去天津师大读师范吧。"母亲虽然为儿子抱屈，但考虑到家庭的承受能力，也就只能随了儿子的心愿。可这样一个难得的孩子却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命的权利。

　　她母亲至今谈起这件事，心里还隐隐作痛。她说："现在儿女都长大成家了，生活也比以前强了，但可怜的浩成当年家里实在太困难，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她谈到了浩成遇难前后的一些情况，听了真让人难以承受。她说那年"五一"前浩成曾回过家，说是回来看看，此后就去了北京。后来到了６月１日，他又要去北京，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再去了，他回答说："你们不要把大学生看扁了！"他没有听大家的劝告，就这样一去再没有回来。

　　浩成遇难的消息瞒了他母亲一年多，是浩成的大哥前去北京处理的后事。６月１０日左右，李的家属和天津师大校方一起去北京同仁医院认领尸体，当时看到该院还有十多具遗体没有被领走。浩成的遗体在八宝山火花后便由其大哥把骨灰带回武清县南骨灰堂保存。

　　浩成的母亲是个坚韧的母亲。其实，在一年多时间里，她已经意识到浩成出事了，否则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呢？但她并不把心里的疑问放在脸上，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暗暗地流泪。后来，有一次村里人不慎说走了嘴，她回家追问她的孩子才知道真相。即使是这样，她也从不在人前流泪，更不愿让孩子们看见。她的儿子告诉我们，他们的母亲因为流的泪太多，落下了严重的眼疾，看东西已很模糊。

　　老母亲强忍着内心的痛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老伴中年去世，留下我一个人拉扯这么多孩子，什么难都熬过来了，孩子也还争气，有出息。但我家只有浩成一个孩子上了大学，我盼着老来能享他的一点福，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没了。"

　　我们这个受难亲属群体，每个人都有倒不完的苦水。我和先玲除了好言劝慰，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人的精神是需要有一种支撑的。我们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不正是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吗？我们觉得有必要让这位老母亲知道难友们为了讨回公道、为了让死去的亡灵能得到安息所进行的抗争。於是我们向她讲述了这么多年来难友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她静静地听着，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我们谈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难友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时候，没想到这位不善言辞、朴实无华的农村老妇人竟是那样的痛快，她连着对我们说："我也签！我也签！"并亲自找来一张纸，亲笔写下了她的名字，作为对我们的正式委托。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死难者李浩成的线索是海外朋友最早向我提供的，我一直想着要把我们寻访李家的经过和与李的母亲见面的情况告诉那位给我寄圣诞卡的朋友。今天，我终於兑现了我的诺言。"六四"十五周年快来到了，谨以此文告慰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李浩成同学以及同他一起倒下的人们。■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４／３／１０）


可怜天下慈母心

邵秋风 口述

　　一位８１岁的老母亲，在她儿子遇难十五周年前夕，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罗维下班后帮我做了晚饭，吃完饭，他还洗了碗，就坐下来看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大约７点钟的时候，他准备骑车去天安门。当时，他的小侄女抱住他的大腿，说：'叔叔不要走，陪我玩！'罗维回答她：'叔叔９点就回来，再跟你玩。'那时罗维的父亲也对罗维说：'你去干吗！那里人很多，恐怕进去了就出不来了。'但罗维已同一位姓陈的好友约好在教子胡同口集合一同去天安门，也就没有听他父亲的劝阻，骑车径自走了。

　　"……那个晚上我总是放心不下，从９点钟起，每隔个把钟头我就起床去他的房间看一遍，但他的被子一直没动过；第二天早晨约５点，我又去看时，被褥依然未动。我忐忑不安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维的父亲。他当时已是７０多岁的人了。他一听就猛地坐起对我说：'糟了！恐怕象四五那样被关进去了（指１９７６年清明节由悼念周恩来引起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当时军警抓了很多人──引者）！'我随即下楼去马路口探望，却一眼见到附近电线杆上贴着的一张小字报，走前一看，见上面写着：'惨！惨！惨！'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上面还写着昨晚宣武医院死了多少人，别的医院又死了多少人，等等。我没有停留，急忙跑到报国寺路口，但见大街上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石块，卖菜的铁皮货摊横在马路中间。当时我想，要是被这些石块打着不死也是伤啊！

　　"后来，罗维的妻弟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找到了罗维；而在这同时，罗维所在的工厂也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厂里一位姓王的厂长带着两位同事陪我和罗维的父亲到了医院。我们赶到医院见到罗维时，他还活着。罗维脸上无伤痕，却不知道他的伤在肚子里，我们还觉得可以放心，谁知晚间来了病危通知。当天晚上（６月４日）他妻子在医院值班看护，第二天６月５日我又安排罗维的姐姐值班，但罗维终因抢救无效，于６月６日早上８时死亡。"

　　罗维的母亲邵秋风在回忆中说，罗维肚子上被射中的是颗炸子。她说她见到罗维的时候是在第一次手术之后，她至今都不知道罗维的肚皮处究竟有几处伤，但当时的伤口是用很宽的纱布捆上的。罗维就躺在病床的褥单上，褥单上都是血、水和尿。她请求护士换过一次褥单，但一会儿又都是血水了。她说，两年以后，罗家以前的一位邻居告诉她，说两年前他就听广安门医院的一位大夫说过：罗维碰到的是一颗炸子，把肾、脾、十二指肠都炸坏了……她说她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她一直保留着当年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上面写得很清楚，是枪伤，伤及肾、脾、肠，等等。

　　她还说，罗维不仅被一颗炸子击中，而且在左胸部的皮下，还留下了一颗没有炸开的子弹。在第二次手术时，一位外科主任把这颗子弹取了出来，还放在一个盘子里拿到手术室外让亲属看过。罗维胸前还有被利器刮伤的血痕，像是他中弹倒下时被自行车把刮伤的。

　　罗维的老母忘不了儿子临终时那个生离死别的凄惨场景。前不久我和张先玲女士去看望她时，她对我们说："当时我在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的儿子时，我并没有想到他会死。罗维当时还有意识。我问他：'你怎么样？'他没有说什么，只流下了一滴绿豆般大小的眼泪。过了一会，他很勉强地问了我一句：'薇薇（罗维妻子）怎么没有来？'於是我派人把他妻子找来，守护在他的身旁。当时广安门中医院设备极差，连氧气都没有，罗维只有熬着，一直熬到停止呼吸。"

　　据事后了解，６月３日那天晚上，罗维与一位姓陈的好友一起骑车至复外大街的木樨地，罗是在附近的工会大厦前中弹的。开始由民众送往复兴医院抢救，因该院伤员太多，又把他用平板车送往广安门医院。至於罗维的那位好友，自罗遇难后就再没有与罗的父母联系过，因此罗维遇难的详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罗维出生于１９５８年３月，毕业于北京６６中学。在文革后期，罗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插队。７７年恢复高考，他从该县考入北京钢校中专电力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半导体材料厂工作，在厂期间又考上北京电大电子专业。罗维在厂里工作积极认真，为人处事诚恳，遇难前已晋升为助理工程师。罗维的老母亲对我们说，罗维遇难后厂里曾给他作了一个"鉴定"，对罗维的评价比她现在记忆中的还要优秀。可惜，这个"鉴定"经几次搬家已想不起来交给谁或放在什么地方了。老母亲说起罗维，带着一种特有的爱怜。她说罗是她的小儿子，老三，平时很爱读书，电大毕业后很想考研究生，因此，即令是周日也不肯放松。像他这一批孩子，在"文革"中，在应该好好学习的时候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耽误了学业，因而在文革结束后总想抢时间多学点东西。罗维在这段时间里对英语极感兴趣，曾参加过"托福"考试，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家里，罗维也是两位老人的好帮手，平时买菜、做饭、修理家用电器等等琐碎的家务事他总是主动地承担起来。他哥嫂公派出国了，留下了一个仅仅５岁的小侄女，他也总是悉心地爱护和照料。

　　罗维的老母亲邵秋风说起这些，无法遏止内心的痛楚。她对我们说："自从罗维遇难后，我作为一个母亲，常常都梦见他，和他说话，我问他：'罗维，你搬的家房子怎么样？'他回答说：'房子太小，我还是要回来的。'我猛一惊醒，原来竟是南柯一梦！我痛哭不止，眼泪湿透了枕巾。十五年前罗维遇难的时候刚过３１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想不到就这样走了。"说起这些，老人言语哽咽，不胜伤感。

　　我同这位老母亲相识，已快十个年头了。那是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的中期，邵秋风女士的一个旅居美国的女儿乘回国探亲之机找到了我。她说她在海外见到一份"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但名单中没有她弟弟罗维的名字。她特地来找我，就是向我提供她弟弟遇难的详情以及她父母的景况。在当时，她是作为死难者亲属最早向我们提供寻访线索的。我们得到这个线索后，很快就与罗维的父母取得了联系。但是，由於两位老人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处於受压抑的境地，更由於那些年管区的警察常常去找他们问话，因而在开始同我们接触的时候免不了有所顾忌，他们既不敢从我们手里接受来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更不敢参加难属群体的联署活动。但这位老母亲对人对事极有见地，经过多年的观察、思考，她终於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有一次，她对我和张先玲女士说："自从认识了你们，我才知道受难的不仅是我一家，有那么多受难的母亲在一起抗争，对我是一个宽慰；我也明白了当年死那么多人，这是政府的责任。"打这个时候起，她勇敢地在群体的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自然又招来了警察的问话，但她已不再惧怕。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她作为年逾８旬的耄耋之年，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份见证，还强忍着痛苦亲笔写下了当年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在这篇文字的结尾处，她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愿能看到'六四'真相公布于世人的一天，以此来抚慰众多无辜者的亡灵。"

　　现在，这位风烛残年的老母亲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要算是罗维遗骨的安置了。为此，她给难友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天安门母亲运动的难友们：

　　我已是一个年迈的母亲（８１岁），不知是否能看到"六四"问题的解决。我诚恳地拜托你们，将来把罗维的墓穴移至与你们的孩子葬在一起吧！深深地向你们一鞠躬，感谢了！

　　罗维的遗骨原由其妻安葬在八达岭人民公墓，现在其妻已经改嫁且在外地工作，作为生他养他且深深地爱着他的老母亲，怎能不考虑让她的儿子有一个最终的归宿呢！■

　　（丁子霖、蒋培坤整理）


第３０号死者

丁子霖

　　朋友们，在这篇寻访实录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下面这几张照片吧！

　　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它们将永远向人们昭示：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发生在中国首都的那场大屠杀是那样的血腥和恐怖，而发动这场大屠杀的党国要员们又是那样的暴戾、那样的无人性。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位死者叫杜光学，其尸体的编号为"３０"。让我们就从这位死难者及其尸体上的编号说起吧。

　　在１９９９年"六四"惨案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曾向海内外公布过１５５位死难者的名单。就在那一年的"六四"过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国内的来信，此信用的是中国新华通讯社专用的牛皮纸信封，当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新华社有我的什么熟人。打开信件才发现，原来写信者既没有具名，也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显然是我素不相识的。但是，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却向我们提供了一条十分确定的有关"六四"死难者的线索。他在来信中说，他从我们公布的１５５位死难者之中，没有见到有一位他所知道的死难者的名字，所以愿意把这个死难者亲属的地址提供给我们，希望我们能把这位死难者补充到名单中去。

　　我收到信后，恨不得立即前去访问这位死难者的家人。然而，那些日子我没有行动自由，只能先由张先玲女士独自前往探访。不几天，先玲来到我家，说她已经去访问过了。她给我带来了死者杜光学及其家人的简况，还交给了我几张当年由死者亲属在现场拍摄的尸体照片。在这些照片中，除了杜光学的尸体外，还有很多其他死难者的尸体。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决定把这些照片公诸于众。但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我曾再三犹豫过。我想到，几年前美国９１１恐怖撞机事件中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的一些同胞居然掀起了一阵幸灾乐祸甚至弹冠相庆的狂热；最近，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３１１恐怖爆炸又死了很多人，我们居然再次看到了一些同胞幸灾乐祸甚至弹冠相庆的表演。我更想到，在今天的中国，假如一个人被暴尸荒野，说不定还能得到一些无知村野的同情；但假如一个人被暴尸于通衢闹市，我们能断定他会得到同样的同情吗？我觉得，人总该有起码的同情心，对於同类的被虐杀，至少不应该幸灾乐祸。这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之所在。

　　这些照片对我的震撼太强烈了。当时我从先玲手里接过这些照片时，好似头顶被猛击了一棍，顿时被打蒙了。太惨了！实在太惨了！那满地排列着的尸体，那满地流淌着的血污。他们原来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串抽象的数字符号。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是当年堆放在协和医院实验室的尸体的一部分，显然是因为太平间里放不下了才动用医院的实验室和标本室。要不是该院的工作人员用大幅的白布把其中的一些尸体覆盖了起来，那死亡的恐怖真是很难让人接近的。

　　然而，杜光学和其他几位死难者的尸体却整个地裸露在外面；人们还可以发现，他们身上都编上了号码。从杜上胸部的那张纸块上，可以依稀看出编号为"３０"。那么，从１号到２９号又都是谁呢？３０以后还有多少号呢？他们又都是谁呢？记得１９８９年秋天，我曾从一位老熟人那里听说过，在协和医院的冰柜里，一直到８月份还存放着４０多具尸体没有被处理。这位熟人当时是协和医院的护士，而且是一位资深的老护士，我相信她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些尸体又都是些谁呢？后来又被运往何处去了呢？这个谜我当时无法解开，今天我依然无法解开。

　　不久前，北京３０１医院的蒋彦永大夫披露了１９８９年"六四"镇压时他作为该院抢救组负责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一切，他至今仍牢牢地记着当年他抢救过的伤员以及死亡者的人数。那么，当时协和医院或其他很多医院的大夫是否也仍然记着当年所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事情呢？我愿意相信，将来有那么一天，他们也会象蒋医生那样，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历史，为死去的冤魂作证。

　　这么多年来，写在杜光学身上的那个号码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我对这位死难者母亲的牵挂也始终在心底里蛰伏着。终於，在２００４年的春节后，我与先玲一起有机会去看望了这位老母亲。这位老母亲已经７０多岁了，是一位饱经沧桑的退休老工人。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因都是同命运的母亲，无需更多的言语来沟通。我们称呼她为葛大姐。在谈话中我们得知，葛大姐和她老伴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共产党，按理说是"领导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个家庭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都没有沾上什么光。葛大姐的老伴８０年就去世了，留下四个孩子靠她一个人抚养。大女儿上了护校，大儿子杜光学连中学都还没毕业就辍学接了他父亲的班，在一家印刷厂当了工人。当时他还不到十六岁。葛大姐说，本来指望他的大儿子能慢慢支撑起这个家；一个工人家庭，没有别的奢求，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期望竟也落了空。

　　葛大姐带着一种无法控制的伤感向我们谈起了她儿子遇难的经过。她说：在１９８９年北京发生学运的时候，她儿子也才２４岁。在那些日子里，他并没有做什么；但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常去天安门广场。６月３日晚８点多，他的一位同学来约他出去，他们先在东单公园坐着；快１２点的时候，听说天安门广场死了人，就一起骑车沿长安大街西去。当他们来到新华门附近的时候，听到不远处枪声大作，戒严部队从西向东开过来了，於是，他俩随即转身往回走；但没走几步，杜的太阳穴突然中了一弹，顿时连人带车倒下了，一条腿还挂在自行车的车架上。当时有一辆公交车正好在现场，老百姓纷纷把伤员抬上车子。据目击者说，当时有６位中弹者由这辆公交车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但车子在中途就有四人死亡，其中包括杜光学。

　　她说那天家里人见杜深夜未归，便於次日凌晨去各家医院寻找。他们先去了离家最近的同仁医院，碰巧在该院门口遇上了与杜同行的那位同学，他们又在这位同学的带领下去了协和医院。但是，当时医院堆积的尸体实在太多，根本无法翻动查找。第二天他们再一次去协和，杜的姐夫终於在死人堆里认出了杜光学的尸体。两天后，家人又把他的遗体拉到第四医院，并由四院开具死亡证明后于东郊火葬场火化。

　　她说后来听家里人说，当时协和医院的太平间、标本室、实验室都堆放了好多尸体。医院为方便家属寻找，把这些尸体编了号，并拍了照片。这些照片一共有三册之多，每册都有２０张左右。这里有一旁证：死难者张建（Ａ─１８２）的尸体其家属也是在协和医院找到的。据张的家属称，当时他们见到的像册共三册，每册有遗体照片约１７至１８具。他们就是根据像册里的照片找到张建尸体的。我不知道这些像册是否已经毁了，或者还保存在哪一位人士的手里。我希望能把这份历史的见证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住这民族的不幸和灾难。

　　说起这段伤心事，葛大姐的内心至今仍无法平静。她告诉我们，当时她女儿、女婿等其他子女都没有立即把光学遇难的噩耗告诉她，只是对她说光学病了。但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这位饱经忧患的母亲呢？她说，当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已再也不可能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的身心一下子崩溃了，整整两个月没有起得了床。

　　她说，开始的时候，儿子生前所在厂的领导和住区派出所的民警还来她家里劝解过她，说大家对这件事（指杜光学被枪杀）都看得非常清楚。厂领导还说可以让她的小儿子接杜光学的班去厂里当个电工。但是，后来各有关方面的态度却有了改变。原来让她小儿子当电工的许诺也收回去了，说什么管电的部门是要害部门，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需要的是政治上可靠的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政治歧视吗！葛大姐无法忍受这种歧视和侮辱，亲自去厂里责问领导。她气愤地说："我家里死了儿子出了事，难道我这个老党员、老工人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她说，自从光学遇难后，连街道居委会都不理她了，有时她去居委会办事，本来大夥儿在一起说话很热闹，一见她来就都停了下来，人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她说这不等於在她的伤疤上撒盐吗！

　　葛大姐虽然文化不高，但对人对事却很有见地。在最近这次见面时，我和先玲向她谈了我们这个群体的诉求，谈了这十多年来大家为了寻求正义、讨回公道所进行的抗争。葛大姐很赞成难友们的做法。她说：我们这样做不就是为了讨个说法吗？交通事故撞死了人还要有个说法呢！我们并没有要政府还我们亲人，也没有要求用命来抵命。但是，共产党不是要实事求是吗？总不能说没有打死人吧，那么我家的人１米８的个头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难道是我们在说谎！杀了那么多人，能瞒得住吗？……

　　其实在几年前，葛大姐就已托人捎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她自己名字，作为她参加我们群体联署活动的委托书。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欣慰。因为在我们这个"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又多了一位不屈的母亲。■

（丁子霖执笔）

 

【专　题】"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捷连之死

丁子霖　蒋培坤

　　我儿子遇难的那天，正好是个周末。

　　那天傍晚天空灰蒙蒙的，气压也很低，很沉闷。我们打算晚饭后去校园散步；如果儿子愿意，也想带他一起去走走。

　　在这以前，儿子一连三天放学回家后再没有离开家里，而且晚饭后总是立即坐到他的书桌前复习功课，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才睡觉。我发现他有些疲劳，就问他："期中考试不是刚完嘛，怎么还抓得这样紧啊？"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回答我说："您不是常说不要临到考试的时候才用功吗？我这是提前准备期末考试啊！"我知道他这是在哄骗我，因为以前每次考试完毕，他总要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休整一段时间的。但这次我没有再追问，我怕他嫌我唠叨；一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他已被学校选中，不久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奥林匹克物理选拔赛。他是在为这次竞赛作紧张的准备，但他始终对我们隐瞒着这件事，直到他离我们而去。

　　那天晚饭后，我们正准备出门，不料，北京的形势竟发生了突变。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是政府要有什么行动，要求全市居民耽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从播音员一反常态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调我们知道要出事了；因为自从实行戒严以来不断传来军队要进城的消息，我们猜想这次一定是真的要进城了。我们决定留在家里不再出门。但是，儿子一听到那个紧急通告却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去保护广场的学生，但现在已无法做到。"我劝告他："外面太危险，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却急切地想出去，并且批评我怯懦。

　　我和他父亲答应同他一起去校园里看看情况。我心里想，按惯例，每个周末校部礼堂都会有电影的，那么，我们就陪他去看一场电影吧，也许会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但没有想到，这天礼堂竟大门禁闭，门口空无一人。我们这才知道，这个周末的电影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们朝学校东大门走去，那里是人们探听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们仍不断地耐心劝说儿子。他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们身边；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亲后半辈子就只能形影相吊地过日子了。"但他不仅对父亲的这些话毫无所动，反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形影相吊就形影相吊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们那样自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吗？"也许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许他已下决心要同天安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们看得出他去意已定。

　　在校门口，他几次想偷偷离开我们，都被我们拉住了。那时校门里外的空地上已挤满了人，设在附近学生宿舍楼内的一个广播站正不断地播出有关戒严部队向市区调动的消息，并且一遍一遍地向学生和市民发出呼吁，说天安门广场情况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不断有一批批杂乱的人群急速地奔赴戒严部队进城的方向。我们意识到这次北京市民和戒严部队之间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冲突，因此不能在外面久留了，于是好说歹说把儿子勉强拉回了家里。他父亲让我在家看守住儿子，自己又随即返回到校门口，答应随时把有关消息带回来告诉我们。

　　作为母亲，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就非达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索性锁上了居室的大门，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门也好有个防备。但是，儿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会我的劝说，一个人默默地开始作外出的准备。他把我的一枚红色校徽（凡教职人员的校徽都是红色的）别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给了同学，学生证也在游行时丢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钱包里装了两元钱纸币和一些硬币，最后把父亲的自行车钥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安慰我说："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里（指天安门广场）便去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拍拍胸前的红校徽，对我说："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会说我是'痞子'，戒严部队不会伤害我的。"我想，他这时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里桥参加堵军车时接触过的那个小战士，他曾告诉过我们，那天他与这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儿子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谙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调动那么多军队进北京是干什么的！他也不明白军队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个多小时，说什么也不让他离开家里。也许是不忍心伤害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片苦心吧，他终于随我坐到了客厅的小沙发里。我顺手打开了电视机，但电视里所有频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个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我又随手把电视机关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备飞快地冲进了厕所并插上了门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楼的底层），便急忙奔过去猛砸厕所的门。我喊叫了许久，没有回音。我绝望地扶住门框，眼前犹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会厕所门又打开了，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缓的语气对我说："您急什么呀！我又没有走，不是好好的吗！"我紧紧地拉住他再也不肯松手；他负疚地紧靠着我坐了下来。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可是，没多久他又再一次冲向了厕所，这次我在厕所门口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便猛力挣脱了我，迅速地冲进厕所，插上了门栓。我又狠狠地砸门，却已经没有了音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了。等我清醒过来再一次敲门时，发现门栓已松开，但厕所里空空的，他已经越窗而去了。我发疯似的追到门外，在房前房后转着圈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儿子的出走竟是我们母子的永诀。

蒋培坤：

　　儿子的离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抛入了无法挽回的深重灾难之中。但在当时，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极端严重性。那天夜晚，我在学校东大门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人们从来自各方息面的消判断：这次戒严部队的行动明显不同于前几次，这次不仅调动的军队多，而且来势汹汹，因此不可能象前几次那样被挡回去，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根据这种判断，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学生赶快从广场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事态的恶化、情况的危急是无可怀疑的了，但人们似乎还存有最后一点幻想，包括一些经历过很多事情、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往事情的最坏处想，觉得军队总还不至于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将近１１点的时候，我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返回到了家里；但我没有想到儿子已离家出走，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丁子霖一见到我就哭喊着责怪我不早一点回家，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不会回来了！他不会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应该把儿子交给他妈妈而自己独自外出，但这时已后悔莫及。是啊，我要是留在家里，一定会拉住儿子的；可是他已经走了，无法追回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从此，那伴随我终生的，将是无尽的悔恨。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不容我们有任何犹豫。我和丁子霖随即赶往学校东大门，心想也许儿子还没有离开学校，我们还能在学校门口找到他。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远处传来了枪声，人群发生了骚动；校门口不断有学生踉踉跄跄地往学校里奔跑，有人高举着被鲜血染红的衣衫不停地大声呼叫："军队开枪了！""打死人了！"……顷刻间校园内外一片慌乱，一片惊恐，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当人们定下神来，似乎明白了眼下发生的事情，又都围拢到一起，焦灼地议论着，愤懑地叹息着；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于混乱的人群之中，四处寻找着外出未归的亲人和儿女。

　　人在危难时也许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顾不得许多，唯一的祈求就是能尽快地知道儿子的下落。我们向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着，向每一个从校外回来的人描绘着儿子的长相和模样。但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我们伫立在校门外的马路边上，注视着每一个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我们往返于朝不同方向移动着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儿子一米八二的个头一定能发现的……。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时此刻，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等待，再等待，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这无望的等待中，我猛然想起了儿子临走时说过的话，他答应到了目的地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深信自己的儿子，他不会让父母为他担惊受怕；我们又想起４月１９日那次他去新华门，就曾经给家里打来了平安电话。于是，我们决定由我一个人留在校门口，而让丁子霖回到家里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儿子的电话，哪怕冒着枪林弹雨我也要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一夜我们俩在校门口和住所之间往返了七、八次，却始终未接到儿子的电话。我预感到厄运正一步一步逼近我们，灾难正在向我们降临。

　　一点，两点，三点，夜深了，远处仍不断地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我们目睹着人们推着一辆辆负载伤员的平板车急速地从我们面前通过，路面上的斑斑血迹时断时续向远处延伸着。我一阵心悸，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儿子苍白的面容。可不会是儿子也已遭此不幸了？我紧紧地把丁子霖拉到自己身边，什么也不敢想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一辆带兜的１３０小卡车突然在校门外的小广场上停了下来，人们从四面围了上去。我们看清楚了车兜里躺卧着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胸部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绷带上沾满了血污。他已经死了，他的年轻的母亲哭喊着守在他的身旁。这惨不忍赌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震惊了；想不到在共和国的首都竟会有如此的残忍和野蛮，想不到灭绝人性的暴行竟会落到一个幼嫩的小生命身上。人们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们的忍耐已超出了极限。顿时，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抗议声、唾骂声连成了一片；很多人洒下了同情的泪水，向死者亲属伸出了援手。

　　事隔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小男孩的亲属，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吕鹏，他父母当年是去山东插队的知青，后来留在了山东，孩子从小由在京的外祖母抚养。６月３日深夜１２时左右，孩子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射中，当即倒在了母亲的脚下。那年他才９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消息传来，出事现场的伤亡人数急剧增加，大街上尸横遍地，各个医院塞满了伤员，整个北京已成了一座死亡的城市。我们不敢离开原地一步，一直呆呆地等待着，头脑里不时闪现出那条沾满血污的白色绷带和一幕幕怵目惊心的可怖景象；我们又好像去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竟是一片茫然。

　　我们在期待和绝望的挣扎中，度过了一个梦魇般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身子回到了家里。这新的一天等待着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意识到应该到外面去寻找自己的儿子，但这么大的北京城，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在４日早上６点多钟的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由他父亲陪同来到了我们家里，他自称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们：蒋捷连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医院，但不知是哪家医院。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

　　３日晚上１０点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门口遇到蒋捷连，蒋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邀他一起去天安门。开始他不怎么想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当他们骑车经过木樨地桥头的时候，看到那里满大街都是人，从远处就能听到一阵一阵的呼喊声；而在桥西头的大街上，尽是装甲运兵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那时整个道路都被堵塞了，车辆和行人已无法通行。他们就把自行车放在附近的绿地上。他说正当这个时候，戒严部队开枪了，密集的机枪子弹朝着周围的人群一阵扫射。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闪烁，人群四散躲避，他俩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铁路北出口处的北侧、２９号高层楼以南的一个长花坛后面。这时，机枪和自动步枪的扫射更猛烈了。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蒋捷连的后背，另一颗子弹擦破了他的胳膊。他说他还听见蒋捷连轻松地对他说了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踉跄地走了几步，便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鲜血浸透了身上的Ｔ恤衫。

　　他说，是周围的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蒋捷连抬到２９楼北侧的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截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两位陌生人把已经昏迷的蒋捷连抬到了车上。他说当时出租车里已经坐了一位女士，他无法再挤进去，就被拉下了；他不知道汽车把蒋捷连拉到了哪个医院。他说他曾骑车去附近的很多医院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听完那位同学报告的消息，我们反而冷静下来了。我们首先想知道儿子是死是活？丁子霖镇静地问了一句："子弹打在左边还是右边？"那位同学不敢吭声，他父亲轻声地替他作了回答："是左边。"这时丁子霖的双腿一软，栽到了地上，过了好一会才慢慢苏醒过来。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地找到儿子的下落，只要他能活着回到我们身边，哪怕终生残废要我们养他一辈子我们也都认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丁子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她整个地垮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了我们的学生、同事和邻居，虽然他们同我们一样，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他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立即会同我们的亲属，分赴北京的各个医院展开了拉网式的寻找。

　　６月４日的北京，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先前那响彻夜空的呐喊声已经停息，但四处仍不断有零星的流弹呼啸而过；一路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丢弃的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那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着头，在为这惨遭灾祸的古城哭泣、流泪。

　　我和我的一位学生一连去了好几个医院。我们踏着一摊摊殷红的血迹来到躺满伤员的临时病房，怀着侥幸一个一个地查看着；我们来到一个个临时设立的手术室，急切地想从手术台上发现我的儿子；我们拿出他生前的照片，向所有能见到的医生、护士查询着；最后，我们又来到停放死者尸体的院子里，又是一个一个地翻看着。但是，所有这些医院、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我们不再怀疑儿子已离开了人世。

　　终于，在５日的中午，我们所在哲学系的主任和两位办事人员来到了我们家里，他们把我单独叫到了户外的楼门洞下；接着，我又看到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进了我们的家门。还没有等到单位领导开口，我已晕倒在地上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已躺在对门邻居家的床上了。单位的领导同我商量，要不要把儿子的死讯告诉丁子霖。我意识到必须马上告诉她。丁子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这样的事是瞒不住她的。我决定亲自把儿子的死讯告诉她。

　　待人们把我扶到家里并来到丁子霖的跟前时，她无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站在床前对她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她似乎早就知道了发生的一切，表情呆滞地看着我，连一声哭泣都没有。这时，在一旁陪着她的邻居、同事和大夫们都急了，拼命地向她呼喊："丁子霖，你哭吧！丁子霖，你大声地哭出来啊！"她终于哭出了声。那痛不欲生的号啕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黯然泪下。

　　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就这样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撕碎了！

　　事后我们知道，儿子的死讯在４日那天的傍晚就已证实了，校、系领导通知了我们的另外两个子女。当天夜里，我们的大儿子去所在医院认领了他弟弟的遗体。第二天清晨，又由学校派车把遗体拉到了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院。但是，这一切过程他们都没有让我们知道。

　　过了很久，我们又知道了儿子遇难的情况。６月３日夜我儿子由一些好心人送到了地处复兴门外的市儿童医院，他是第一批被送往该医院抢救的伤员。当时院方毫无准备，该院医生也无救治枪伤的经验，只得临时召来几位外科大夫并搭起临时的手术台。但是，蒋捷连在被抬上手术台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是北京屠城中最早一批遇难者。据医院负责抢救的大夫说，我儿子当时面容安详，神态自若，他是平静地离开这个人世的。该院大夫还曾说起，他们开始无法确定死者身份，根据我儿子胸前别着的那个红色校徽，曾以为他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员，后来通过我们所在的学校，校方按校徽的号码核对，才证实死者是我们的儿子蒋捷连。

　　６月５日下午，也就是我们得到儿子死讯的那天下午，我所在的哲学系和儿子生前的学校人大附中校方，决定在中关村医院为儿子的遗体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不意这个消息让附中的很多学生知道了，他们纷纷向校方提出要求参加告别仪式。人大附中与中关村医院相距很近，只隔着一条马路，但那时大街上的情势仍十分紧张，戒严部队的军车不断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回巡逻警戒。我们担心处于悲愤之中的学生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再招来不必要的杀身之祸，要求学校领导转告学生，他们对蒋捷连的深厚情谊和哀掉之意我们心领了，但我们不能再看到更多的家庭遭受我们这样的不幸。经校方的反复劝说，同学们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事后我们知道，当６月５日得知蒋捷连遇难的消息后，人大附中整个学校被激怒了，尤其是蒋捷连生前所在的班级，课堂上一片哭泣声，连课都无法上下去了。这一天是周一，学校例行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群情激愤，执意要为遇难的蒋捷连同学降半旗致哀，后被校方劝阻了。我儿子生前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是人大附中有口皆碑的好学生；附中的师生凡知道他的，也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现在他们突然失去了一位好学生、好伙伴，怎能不为之痛惜、哀伤呢！

　　那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简单。在仪式之前，他哥哥和一位堂舅为他擦拭了身上的血迹，给他换上了生前爱穿的白衬衫、足球鞋和红白相间的人大附中校服。最后，又在他额头上扎上了那条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

　　小小的灵堂里没有鲜花、没有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母亲的哀号。儿子平躺在一块木板上，左胸前的伤口还透过衣服渗着鲜血。他安稳地睡着了，带着他对天安门广场的眷恋和向往，带着他对父母、对哥哥姐姐、对曾经和他走在一起的同伴的爱。儿子要出门远行了，父母为他梳理好头发，扶掖好衣衫，作了最后的吻别。

　　６月７日遗体火化的那天，我们都已无法去八宝山火葬场送别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母亲在前一天晚上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给儿子写了一封送行信，作为临别前对儿子的嘱咐。

　　当天清晨，儿子的遗体由他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校长和老师、他的哥哥和姐夫以及我们的一些同事护送，避开在市区大街上巡逻的戒严部队，绕道市郊的乡间小路运到了八宝山火葬场。在那里，送行的人们为蒋捷连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们在遗体前摆放了花圈和挽联，给遗体覆盖上一块白布，上面写着"爱国"两字，这是人大附中全体师生送给蒋捷连的。在儿子的身旁，摆放着母亲让他随身带走的一些物件，胸前安放着父母的送别信，额头上仍保留着那条他心爱的红布带。

　　儿子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父母不能为他去送行，惟有在心里祝愿他一路平安。

　　９月１１日，是儿子遇难一百天，我们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了祭奠仪式。

　　在这之前，儿子的骨灰一直由他哥哥秘密存放在他所在的学校里，因为我们答应儿子，过些日子一定要把他接回家里，所以没有找墓地安葬。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强忍着痛苦，把父母对亡儿的全部思念，倾注到了为他安排一个不再受到伤害的安息之所。为此，我们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北京居民那里觅得了上好的香樟木木材，由我亲手为儿子制作了一个样子像纪念碑的立柜，用来盛放儿子的骨灰。在柜子的正面，我刻下了这样一行碑文：

　　　　这短暂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　　　　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　　　　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　　　　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

　　　　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一九八九．九．十一

　　为了能天天看到儿子的遗容，我们还把我们的一位学过美术的学生请到自己的家里，参照儿子生前参加游行时的照片，为他绘制了一幅正面半身的油画像。

　　在当时北京全城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们能为儿子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片哭泣和哀乐声中，把儿子的骨灰以及他求学期间的一些心爱之物，一起安放到了香樟木柜里，并把木柜安放到了他生前的居室里。在这个居室里，除增加了这个特殊的小柜和一幅油画像，其他一切布置照旧，儿子生前用的小床、书桌、书架都在原处放着。他的父母、亲人将永远陪伴着他。每年的清明、冥辰、忌日、中秋、春节，都在家里为他洒酒祭奠。我们还不能让他在九泉之下安息，那么就让他得到些许的慰藉吧！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我们带着无尽的感伤和对亡儿的思念，登上了南去的列车，暂时离开了这块曾经给予我们美好记忆而现在却除了痛苦不再有任何留恋的地方。■

（丁子霖 蒋培坤执笔，２０００年５月初稿，２００４年４月校订）


婆媳俩细说伤心往事

　丁子霖

　　在北京阜外大街南侧的现代化楼群之间，保留了清末民初的一片老房子。在这些老房子的周围，又聚集了无法计数的临建房。这些房子都十分简陋，屋架子很多是用废弃的建筑构件撑起来的，墙体也都是用捡来的旧砖头砌成的。这些破旧、简陋的房子里都住满了普通的市民。政府早就想要把这片破房子拆掉了，因为太有碍观瞻，尤其是北京已争取到了奥运会的主办权，这里的拆迁更迫在眉睫了。但是，这么多住户，你把他们往哪里赶呢？北京近年来新房倒是盖了不少，但政府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