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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E.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in Chinese)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Appendix E.1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1)
Bloody T-shirt of Beijing University
(血染"北京大学"汗背心) -Ding ZiLin
History will never forget this father and son (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
-Ding ZiLin
The innocent soul under the bayonet (刺刀下的冤魂)
-Ding ZiLin
Appendix E.2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2)
He felt down the ground under the national flag pole in
the square (他倒在广场国旗杆下) -Ding ZiLin
Duan, Changlong, an innocent intermediator who
was killed (无端被杀的调停者段昌隆) -Ding ZiLin
A practicing Doctor who was killed while rescuing
the wounded (抢救中死难的实习医生) -Ding ZiLin
A dead female veterans (死难的退伍女军人)
-Ding ZiLin
After a student of Qin Hua University was killed
(一位清华学子遇难之后) -Ding ZiLin
A victim's ruined family (家破人亡的一户难属)
-Ding ZiLin
A Tiananmen Mother: Xu Yu's testimony ("天安门母亲"一员徐珏的证词)
-Ding ZiLin
Appendix E.3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3)
To keep records of the truth of history (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Zhang Xianlin
A letter never sent (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件)
-Yuan Kezhi
Three trips to Tian Jing (三赴天津卫)
-Ding ZiLin
Pity the kindhearted mothers on earth (可怜天下慈母心)
-Shao Qiufeng
The thirtieth death (第３０号死者)
-Ding ZiLin
Appendix E.4 Notes of searching and visiting
the June 4th victims (part 4)
Jielian's Death (捷连之死)-Ding
ZiLi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law's chat their miserable
past (婆媳俩细说伤心往事) -Ding ZiLin
A poor farm woman from a victim's family near
Beijing's suburban (京郊赤贫的农妇难属)-Ding ZiLin
Regain the justice for my son (要为儿子讨回公)
-Ding ZiLin
The pain of lost son for the elders (晚年丧子之痛)
-Ding ZiLin
Yan Wen, the stud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北大学子严)
-Ding ZiLin
What's reason for killing an old man (有什么道理打死老人？)
-Ding ZiLin
The death and lives on June 6 (６月６日生死劫)
-Ding ZiLin
A journal of traveling to the west (西行纪略)
-Ding ZiLin
The world will belong to them (世界终将属于她们)
-Ding ZiLin
【专 题】"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血染"北京大学"汗背心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之一
在１９８９年的那场大屠杀中，有一位死难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８８级学生。
他的名字叫孙辉。他是在６月４日那一天遇难的，时年１９岁。原藉宁夏石嘴山市。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８时左右，孙辉骑车出了北大校门，匆匆赶赴天安门方向。他是主动接受同学们的委托，去寻找４日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见归来的班长和几位同学的。当时，自３日晚开始的那场杀戮尚未停止，当他行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的时候，正遇上杀红了眼的戒严部队士兵疯狂地朝人群开枪，他没有躲得了这一劫。罪恶的子弹从他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他那件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汗背心，随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后人们议论，也许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严部队射击的目标。因为开进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被告知，他们要平息的那场"暴乱"是北京的大学生发动的。
孙辉中弹后，周围的人群抱着一线希望把他送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但负责抢救的大夫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医院根据孙辉的衣着及学生证打电话通知了北京大学，随后由学校把遗体拉回了北大。当时北大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抬尸游行，学校害怕扩大事态，立即下令仃课让学生放假。据孙辉的亲属说，他们赶到北大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他们看到孩子时见他身上沾满了血污，其状惨不忍睹。
孙辉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后，其亲属原想把骨灰带回宁夏家里，但校方考虑到当时北京局势紧张，劝说亲属暂时寄存在八宝山。三年后，孙辉的骨灰由其亲属运回了宁夏，至今仍存放在家中。
我知道孙辉的名字是在惨案发生的４年以后。在北大化学系，有一位叫肖波的青年教师也是在"六四"事件中遇难的，我在寻访其亲属的过程中，从北大的一位人事干部那里知道了该系的另一位死难者，他的名字叫孙辉。当时她悄悄地向我提供了孙辉亲属的地址。记得那是在１９９３年７月。之后，我给孙辉在宁夏石嘴山市的亲属写了一封信，很快得到了回音。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与孙家一直保持着联系。１９９７年１月，我接到了由孙辉的姐姐写给我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尽情地倾诉了她对亡弟的深深思念，以及她全家在孙辉遇难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公，这使我对这个不幸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在信中说：
丁姨，您好！非常感谢几年来您所给予我们家的帮助，特别是精神上的这份安慰。不知您是否想得到，在这七年里，（从您那里得到的）每个消息对我们这个陷入绝望中的家意味着什么，那是我父母活下去的希望。您来第一封信时，我奶奶还健在，当时的情景我一直都不愿想起。这封信我写了两天，每次拿起笔来，眼泪就忍不住，心里总是平静不下来。
"六四"给我们这个家庭的打击是沉重的。我作为姐姐已经感觉到终生都会有一种痛楚，伴随着对他（弟弟）的思念，那么失去儿子的父母又将会怎样呢。您，还有我的母亲，心里是最清楚的。我总是希望自己能给老人以最大的安慰，但我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他们渴望了解事实的真相，渴望得到一种支撑，钱物对他们已无所谓，他们想的是他们的儿子不能就这样走了，否则死都不能瞑目。我想许多死难者的亲属都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我从来不对家里人讲当年我在北京的感受。出事的前一个星期，我弟弟到过我们学校，当时我在沈阳上学。那时他刚刚（在北京）参加完绝食，精神很好，但显得疲惫，在我那里睡了一个下午。傍晚时我陪他出去玩，在路上他拣了一个玩具环，在手里摇来摇去。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我们姐弟从春节分手后已经快半年没有见面了。他比在家时长高了，象个男子汉，相比之下，我倒象个妹妹。他在我学校里住了三天，没想到这短短三天相聚，竟是我们姐弟俩最后一次。
５月３０日，电视、电台（广播）让各院校学生回去上课，绝食的学生回去检查身体。当时他不想马上回去，准备去大连去看他的同学，我怕绝食影响他的身体，觉得学校还是最安全的，没有同意他去（大连）。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原谅我自己的。我这么多年，换单位，换工作，和朋友们说话，总觉得有许多痛苦、许多愤怒无处发泄。如果当时他去了大连，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大约是６月７日，我只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我所在学校的领导找到我，说我弟弟病了，而我当时正等弟弟给我回电报，准备一起回家，压根没有往别处想。我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当时陪我去的是我在学校的一位男朋友。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但他没有跟我说，所以下车我就直奔北京大学我弟弟的寝室，在寝室过道上我看到一副花圈，当时我心里开始跳，到他寝室门口，门锁着，门上写着"孙辉千古"的挽联。但我怎么也不相信他死了，我想肯定是弄错了，因为我们分手才几天，所以我又往化学系教学部跑。这时，我的那位朋友拦住了我。我觉得当时我快疯了，不是因为悲痛而是因为愤怒。不是说没有杀人吗？我见了我弟弟那个系的领导，我见了谁都想吵。那一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后来我知道，我父亲那边，又是审查，又是公安问话。我父亲赶到北京已是我来北京的第二天下午了。我姑姑一起来的，我母亲和哥哥留在家里。
家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在北大化学系的按排下，草草处理了后事，骨灰因为当时车站查得紧，也没有带回去，寄放在八宝山。以后的几年，我每次上学路过北京时都要去看看。后来我毕业了，父母不放心我在外边工作，让我调回家乡。家里人去北京的机会少了，我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我就把弟弟的骨灰带回了宁夏。那天我们在车站一家人哭作一团。这么多年来，想起这些事仿佛就象昨天一样。
我不清楚将来会怎样，只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他们。他们是为这个国家多一份真理而死的，这种血腥的屠杀不应该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们这些活着的亲人不能这样甘心承受这些痛苦，能为这些死去的人做点什么，我想我们的痛苦会减轻一些。
现在社会上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在老百姓心里积愤越来越多，许多企业开不出工资，郑州前几天一对夫妇自焚在省政府门口，权大於法在社会上已不再是秘密。当初，各大院校的呼声（反腐败）是对今天这一切的预言，学生的要求是对的，所以我希望在"六四"中失去亲人的朋友们，能够互相联系，互相支撑。……
这封信我至今仍保留着，我想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现在很多人都不愿再提起十五年前的那场大屠杀了，一些年轻的朋友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曾经在北京街头杀过人。几年前，曾有一位上中学的女学生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在《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中记录下来的一个个遇难者个案是不是真的？我回答她，我对书中所写的一切负责。我在这里引述孙辉姐姐的这封信，就是想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这个黑色的周末，在中国首都北京确实发生过一场大屠杀，有成百上千的大学生、中学生和无辜平民倒在了共和国的枪弹和坦克履带下，北大学生孙辉遇就是其中的一个。孙辉遇难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今天这个年龄。我想，今天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应该读一读这封信！因为这是历史！无法掩盖的历史！
孙辉的死，使全家的希望成了泡影，更给他的家人留下了无法弥合的伤口。他的父母几次来信说到，孙辉是乡间邻里公认的好孩子。他学习非常勤奋，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三好学生。１９８７年，孙辉在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父母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让他提前去考大学，结果考上了；但他不满意一般性大学，执意要考上一所名牌大学。第二年高中毕业，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考北京大学，果然被他考上了。这对一个偏远贫困地区的矿工家庭来说，那是多大的喜事啊！
孙辉的遇难，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噩耗传来，当地的亲戚、邻居、同学及很多同情者，整整三天排着长队来孙家吊唁，人人痛惜他英年早逝。一场从天而降的劫难，顷刻间毁掉了一个本来有着美好未来的家庭。"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留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孙辉的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坏了，头发一夜之间全白，心脏病频频发作，怕看电视，怕听电视剧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她念念不忘爱子，经常以泪洗面。
孙辉的父亲虽然性格刚强，但也顶不住突如其来的打击，一年内，牙都掉了。
孙辉的奶奶痛失爱孙，哭得缓不过气来，一埸大病不起，不久含恨撒手而去。
不到一年，孙家痛失两位亲人。从此，孙家再没有了欢乐。
然而，孙家的苦难并没有到尽头。孙辉遇难后，当地派出所把他的家人视为"管制分子"，严格限制他们的行动。孙辉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以前常常出公差，现在连他去一趟省会银川都要经保卫部门批准，而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居委会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弟弟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命令她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后她被迫辞去了公职，离开宁夏老家去郑州自谋职业。
９５年孙辉的父亲被提前退休。他想去郑州女儿那里养病，可两位老人还没到郑州，当地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的保卫部门就已安排好监视他们的人员。由於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孙父只得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派出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他们是"政治犯"，房东吓得再也不敢把房子租给他们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郑州居住期间，孙辉父母的住家前后有６次被当地的公安非法查抄。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的一次，当地警察带了一群大汉，以收查所谓"爆炸品"为由，翻箱倒柜搜了一个遍，最后把女儿买给两位老人的手机都抄走了。幸好他们早有防备，事先把一些有关的来往信件及难属群体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之类"敏感材料"烧毁了，否则又会大祸临头。
两位老人这么多年来受尽了欺凌和打压，但从没有在当局的淫威面前弯下过腰。在他们给我的一封信里，孙父这样写道："弟弟不会辜负姐姐（自９３年以来，孙父与笔者一直以姐弟相称，孙的姐姐也一直以姨称呼笔者）及全体受难群体的希望，（我要）爱护受难群体的荣誉，绝不做对不起死难亲人的事情。弟弟一生爱憎分明，以仁义为重，即使头掉了也不会丧失信念。"
１９９９年是"六四"大屠杀十周年。在这一年的５月１７日，我们１０８位"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为了寻求正义，追究大屠杀的责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李鹏的诉状。在这份诉状上签名的，就有孙辉的父母和姐姐。为此，他们三人共同提供了一份详尽的证词，并一起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在证词和采访中，孙辉的父亲愤怒地控诉了大屠杀的元凶李鹏，他说："我的儿子被李鹏这个屠夫杀害了，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还我们儿子的血债！惩罚中国屠夫李鹏！"
补遗：我撰写完这篇文章，再次翻阅了孙家给我的全部信件，发现有一件事遗漏了：２０００年７月，孙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来信者姓何，他说他是孙辉当年的同学，而且是同一班同一宿舍的。他说，十年啦，一直无法取得联系。但他听到、看到了美国媒体上的许多报导，知道国内有一个"六四"受难群体一直在坚持抗争，又从互联网上知道了孙辉父母的名字，於是就给孙辉在宁夏的家里写了这封信。但当时孙的父母已移居郑州，那封信是从宁夏辗转三个月后才送到孙父手里的。后来孙父又收到了那位同学的来信，信中告诉他，原孙辉所在的北大化学系，仅孙辉的同班同学就有２０多位留在了美国，他们都十分怀念死去的老同学，并对孙辉的父母表示问候。这件事说明，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当年的那场大屠杀，也不会忘记那些在大屠杀中死去的人们。在这里，我希望不仅"六四"事件的亲历者，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记住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这个血腥的日子。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只会有黑暗的过去，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２００３／１２／９）
历史忘不了这父子俩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之二
丁子霖
在我面前放着一位"六四"死难青年的"遗书"和他的父亲写的一份"往事追忆"。遇难的青年叫吴向东，他的父亲叫吴学汉。儿子遇难６年后，父亲也随着去世了。我常常想起这父子俩，觉得这世界太不公平，好人都一个一个走了，几乎留不下一点痕迹。但是，我总觉得不能就这样让尘世的喧嚣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冤死者湮没了；因为我从这父子俩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
儿子吴向东在遇难前曾留下一份遗书。这封遗书是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写下的，时间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１日晚６点３０分。全文如下：
父母亲、ＷＤ、小ＱＩ：今天天安门的事你们在外面可能都不了解。父母 亲：政府通知学联今晚要镇压，我作好了与学生同在的准备，就是死了也在所 不惜。这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做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子 孙，这是我的责任。
以前，我常常不听话，顶撞你们，请你们原谅我。我是爱你们的，永远爱 你们。ＷＤ，以后多听爸妈的话，代我尽孝吧。小ＱＩ，我知道你关心我，爱 我，我对你的感情也不会变。
我的在天之灵保佑你们。你们多保重。
小ＱＩ，我给你的戒指希望你永远留着。请代我向其他朋友们问好。我相 信你们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向东 ８９－５－２１晚６：３０分
这封遗书是向东的父母在儿子遇难后清理遗物时发现的，写在一张传单的背面，发黄的小纸片有几处破损，显然是在广场上匆忙写成的。遗书中的ＷＤ，是死者的弟弟，小ＱＩ是他的女友。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於亲情和爱情的眷恋，但作为一个人，为了自由与尊严，他把这一切都舍弃了。
如今，曾经笼罩在天安门上空的那个神圣的光环早已褪去，那些曾激荡在人们心头的口号与誓词也早已被铺天盖地的广告词语所代替。偶尔提起那场运动，也很少有人再理会了。在一些网页和媒体上，我还常常看到、听到一些人对当年那场运动的责难和非议，什么激进呀、狂热呀、非理性呀，等等。我不否认有一些责难和非议并非毫无道理，尤其是对於当时领导运动的一些学生领袖来说。但是，我想有一点是再怎么主张"温和"、"冷静"、"理性"的人都不应该忽略的，那就是当年那些走出校门或家门聚集到广场的学生和青年朋友们，他们确实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投入到运动中去的。我们可以说他们天真，说他们幼稚，甚至说他们无知，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但无权去嘲讽和责备他们，就象一个成年人不应该去嘲讽和责备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那样。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这位青年的遗书吧！他纵然天真、幼稚，但他写下这封遗书，并没有想到要藏之名山，或传之后世；他只是想告诉自己的父母，兄弟和所爱的人：当他听到政府要镇压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在写下这封遗书两周后就遇难了。在茫茫人海中，也许没有人会记住他的名字；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一位青年。但我要告诉大家，他确确实实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而且存在了２１年。他没有给这个世界留下过别的，却留下了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这封遗书。这就够了，不能再要求他什么了！这封遗书原来是由他父亲保存的，父亲死后，由他母亲继续保存着。
当年他父亲把这封遗书的复印件交给我的时候，同时还给我留下了一篇他写的《往事追忆》。下面，就让我们来读一读这位父亲对儿子的"追忆"吧。
"我们的儿子向东去世快五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好像他到外地出差去了，马上就会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们等呀盼呀，却总是不见他回来。……近五年的日子，我们象是活在黑暗中，又似乎能依稀见到一丝光明。希望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
"我们的儿子生于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３日。由於我们夫妻都从事地质工作，经常外出，对孩子很少照顾，因此向东从小养成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遇事能独立思考。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爱好集邮、围棋、游泳、音乐、国画、书法和篆刻。他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因而交了不少知心朋友。由於业余爱好分散了他的精力，中学六年成绩处於中等水平。为此引起我们对他的不满，我曾一气之下，把他的集邮册付之一炬。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对不起他，但已无法挽回了。８５年９月，他刚满１７岁，我担心他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当了一名工人。进厂后，他后悔上学时没有好好努力，於是报考了业余大学，成为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他学习很刻苦，成绩也很好。"
《往事追忆》还写到了向东在８９学运期间的活动：
"８９年５月至６月，是向东短短不足２１年生命旅程中最闪光的一瞬。５月初，我从外地一回到北京，正好碰上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示威，要求与政府对话。向东兴奋地告诉我，'现在官倒、贪污、腐败象过街老鼠，不敢再猖獗了，人民觉醒起来，什么力量也挡不住。'我开始将信将疑，后来到天安门广场一看，我相信了。那个时候，全北京的市民都上街了，站到了学生的一边。他在厂里贴出大字报，号召工人兄弟行动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有一天下班后，他和厂里的青年工人约数百人，举着厂旗，敲着大鼓，头裹红布条，列队向天安门进发，去声援和慰问学生，很晚才回家。
"在政府发布戒严令后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心扑在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下班后就去帮助维持秩序。他的行动感动了不少大学生，纷纷在他的衣服上、帽子上、旅游鞋上签名留念。可惜，他遇难后，我们不敢把这些遗物留下来，都焚毁了，现在我们很后悔；这是他生前最心爱的东西，应该留下来的。
"６月３日晚饭时，恰好向东的女友也在我们家。我们对向东说：'今晚可能会出事，你就不要出去了。'他笑着答应了我们，说送他女友回家后就返回。可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那天夜里在木樨地桥头，民众以肉体阻挡戒严部队的军车和坦克，向东赤手空拳站在民众队伍的前面，军队开枪威胁，他也毫不惧怕，直到中弹倒地……。
"向东是４日凌晨死去的。我们见到遗体时，他面容安祥，只是眼睛还半睁着。他穿的浅兰色衬衫被血浆凝结在后背上，脚上的皮鞋只剩了一只……。"
从这些文字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有别于母爱的爱。这是作为一位父亲的爱。这里有自责，有追悔，有痛惜，也有父子间的理解和沟通，当然也不乏作为父亲的骄傲。
是啊！一位向往光明、向往自由、憧憬着爱情与幸福的青年人，就这样被杀戮者残忍地扼杀了。他把这光明、自由和爱情留给了他的同代人。失去这样一个儿子，作为父亲，怎么能忘得了呢！
如今，人们对於这样一位献身的青年，对於这样一位青年的父亲，也许会有另外的看法，有人会觉得这位青年太傻了，当年他是白白去送死；而他的那位父亲，也太愚蠢了，居然把儿子的白白送死当一回事！是啊！十五年过去了，事过境迁，现在人们无论对人对事都"现实"多了，已很少有傻瓜为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去白白送死了。从眼下一些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追逐，从一些学界"名流"的纷纷"告别革命"（在他们看来，８９天安门运动也在应该告别的"革命行动"之列），再加上一些人的"悔过自新"和卖身投靠，确实让人不得不怀疑当年死去的那些人死得是否值得？
但是，我要坦然地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无法忘怀这父子俩。虽然，他们中的一位已死去１５年，另一位也已死去８个年头了。
我是９３年夏天认识向东的父母的，当时向东的母亲还在上班，父亲好像已不上班了。他就常来我家。他说话不多，但做事很认真。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他那儒雅、憨厚的举止后面，蕴涵着一种倔强、刚毅和执着，让你觉得他是一位很值得信赖的朋友。
后来，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他的话也多些了。他告诉我，他儿子遇难后，常常想到儿子死得太冤。作为一个父亲，儿子生前很少得到他的照顾；现在儿子死了，他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为儿子讨回一个公道。他谈到，"六四"过后不久，有一回他上街时正遇上律师们设摊搞法律咨询。他找到一位律师，对他说，他要为儿子的无辜被杀害去告状，询问应该到哪里告去？未料，那位律师顿时惊恐、紧张起来，悄悄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快回去吧！这是不可能的，再别提这事了。
从此，他不再对中国政府、对中国的法律抱任何幻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来到了我们群体中。
在那几年里，国内环境险恶，当局对"六四"难属处处戒备，国安部的便衣警察时时狞视着我们，我们很难出门。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於是，他义不容辞地分担起了我的许多事情。他不分阴晴寒暑，骑车往返于各家难友之间。而每当我被软禁在家里，或遇到危难时，第一个出现在我面前的，也总是他。我只要听到习惯性的轻轻叩门声，就知道是"老吴"来了，带着他那特有的温和笑容。
后来，在他住所的周围，也发现了便衣警察的身影。我意识到他们夫妇俩也已成了当局的监控对象。我为他担心，但"老吴"却并不在意，照常为难属群体的事情整日奔忙着。
１９９５年８月，我和我先生突然被中共当局秘密关押在老家无锡的一个地方，北京的难友们心急如焚。为了营救我们，吴学汉和他妻子徐珏不顾自身安危，顶着酷日骑车穿行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在难友中奔走呼号，终於发出了１６位难属给当局的联名抗议信。
从这件事，我看到了另一个"老吴"，一个兼具燕赵豪侠之气的"老吴"。
可是，又有谁能想到，当我们４３天后重获自由回到北京时，我们得到的竟是"老吴"的一纸"病危通知"。没有想到啊，这从天而降的厄运！
我责备自己太粗心了。实际上，他早已罹病在身，只是他从不把自己的病痛放在心上罢了。多年来，我能感觉到他那强压在心底的哀伤和悲愤，也能感觉到他那一心要为儿子讨回公道而又不能遂愿的无奈，这都时时折磨着他。但是，我忽略了他是一个极其内向的人，心里有事不轻易向别人袒露，包括自己的亲人。我们没有尽到一个朋友应尽的责任，帮助他把内心的郁积及时排解出来。
有很多事是在他去世后我从他妻子那里知道的。就在他重病期间，他还挣扎着要到大街上去贴小字报。他要把他儿子的死，把难友们的不幸和痛苦，把郁积在心底的一切统统说出来告诉所有的人。他咽不下这口气。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我不得不再次离开北京。我在医院的病榻前与他话别。那时，他已被持续不退的高烧折磨得无法进食了，原来那方正的脸庞已消瘦得变了形，那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须，看着真让人心酸。但他还是颤悠悠地伸出手来与我握别，还是那温和的笑容。他宽慰我："放心走吧！我是学地质的，体质好，能挺过这一关。我们年底见！"
命运对这样一个人也实在太残酷了！残酷得让人难以接受。
我去南方后未及一月，便从北京传来了噩耗。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９日，他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带着他对生的眷恋和无尽的遗憾。临终前，他嘱咐他的妻子：你要和他（她）们一起，讨回公道啊……。
"老吴"倒下了，他倒在了为死者也为生者的尊严而坚韧地抗争的路途上。这使得在京的难友们悲愤难平，他们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向他献上了一首小诗：
这是最后的告别 但只是单方面的话诀 我们凝视着您 您已双目紧闭 让我们 献上一束鲜花 八枝马蹄莲 九朵黄菊花 六枝白郁金香 四朵红玫瑰 挽联上写着 学汉老弟含冤早逝 诸难友吞泪默哀 问苍天苍生何辜 骤降劫难于父子 绵绵此恨何时了 愿九泉与儿共安息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五日
难友们用这首小诗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也以这首诗来呼唤生者的良知。诗中有四句暗含"八九ܧ六四"，以此昭示世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位青年和一位父亲，他们都已经死了，是为了什么死的！
一年后，他的妻子冲破重重阻力把这首悼诗刻在了丈夫的墓碑上，成为历史的一个永恒纪念。■
刺刀下的冤魂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之三
丁子霖
按一般军事常识，两军对阵只有到了最后关头才会发生白刃战，俗称拼刺刀。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１９８９年的那场杀戮中，竟有一位青年死在了戒严部队的刺刀之下，而死者竟是一名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当时他身上已连中数弹，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那时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也许在电影里可以见到。
死者叫吴国锋，男，出生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时年不满２１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８６级学生。
吴国锋的死讯是我丈夫从北京邮电医院带回到学校的。那是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清晨，当我们得知儿子在木樨地遭到枪击的消息后，我丈夫立即奔赴邻近的各家医院，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把他找回家里。但是，一连找了几家医院都没有儿子的下落，最后，他来到了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在该院，他翻阅了登记在册的所有死亡者名单，又找遍了存放在该院的２８具尸体，也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正待离开，该院的一位大夫向聚集在大门口的人群大声询问："你们这里有人大的吗？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是人大的学生，能不能带一个信给你们学校，请校方把尸体拉回去。"我丈夫一听说有一位人大的死者，以为是自己的儿子，但当他接过这位大夫手里的小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的名字却是"吴国锋"三个字。他带着一种绝望心情回到了学校，把那张小纸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
这以后，我和我丈夫被儿子的死击垮了，再也顾不上别的。当我们再次想起吴国锋这个名字的时候，时间已几个月过去了。为了求得同难者的相互安慰，我们曾试图从死者所在系的领导、老师、同学那里打听寻找死者亲属的线索，但都失败了；我又曾通过朋友从死者家庭所在的省区去打听其亲属的下落，结果也失败了。本来，可以从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查到死者的家庭地址，但据悉所有在"六四"中丧生的学生，他们的档案都封存了，任何人都无权查阅。至此，我几乎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念头。但是，这件事一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难以忘怀，更难以放下。
记得是１９９７年的秋天，我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同学去南方我们乡间的住所看望我们。闲聊间，有位老同学无意中提到他儿媳当年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六四"期间被打死了，死者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还以为这是新发现的一位死者。於是，我请那位老同学转告他的儿媳，希望她能提供死者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后来这位老同学告诉我，他儿媳原来保存有那位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可时间久了也就丢失了。所幸她从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不甚确切的地址，让我写一封信去试试。於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按所提供的地址，试着给那位死者的亲属写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外，不几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邮编均有错漏的信件，竟然让对方收到了，而且给我写来了回信。我这才发现，原来给我回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八年来苦苦寻找的吴国锋的亲属。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为死者亲属在信中描述的那些年来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落下了眼泪，但我又为最终能够找到这家难属而感到安慰和庆幸。
我从这家难属的回信中得知，死者吴国锋系四川成都新津县人。父亲在县城开一个小铺，做一些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吴国锋１９８６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是县里"解放后"４０年来第一个考上这所重点大学的，当时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来，在８９年的５月底，吴国锋曾向家里发过一封电报，要家里寄一点钱去，说他就要回家了。然而，次后家里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信息。吴的父亲在信中对我说：
６月８日上午９点，镇政府派人通知他去谈话，他到了镇政府，镇上的共产党书记对他作了如下的问话：
"你的儿子怎么样？" "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这次天安门绝食，有没有你儿子？" "我不知道。" "你儿子是不是暴徒？"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儿子在北京读书，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已经把钱都寄去了。"
这位书记停顿了一下，然后对吴的父亲说："老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这时，吴的父亲猛然站了起来对书记说："你们这是骗我的，我不相信。"
那位书记不得不把省里怎样通知县里，县里又怎样通知镇上的情况向吴的父亲说了一遍。
吴的父亲一下子扛不住了，因为不容他再有任何怀疑。他说镇政府离他家里不过一百多米，但他却觉得路途是那样的遥远。他是拉住水沟边的小树枝一路踢踢撞撞回到家里的。到了家里，他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老伴，老伴哭得死去活来，随即昏了过去。周围邻居都围到了他家里，问出了什么事，当大家得知国锋遇难的消息后，顿时哭声、骂声混成了一片……。
吴国锋死得很惨，实在太惨了。他身上一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枪伤，但致命的一枪是在后脑勺上。据吴的亲属讲，这后脑勺的一枪弹孔有筷子那么大，里面冒着血浆。他们在整理吴的遗体时，还发现死者的肚脐右下方，有一条７～８公分长的刺刀刀口，在吴的双手手心，有被刺刀勒过后的伤痕，那是吴国锋在被刺刀刺下的那一刻用尽所有力气抢夺刺刀时留下的。可以断定，吴最初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戒严士兵又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是后脑勺上那致命的一枪，夺去了吴的生命。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吴的遗体从上到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位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考来北京的优秀大学生，就这样死在了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刺刀下。
６月１０日，吴国锋的父母从成都乘火车赶到北京，两天一夜未沾一点饭食，未合上一会眼。
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要他们先休息，第二天再谈事情。第二天上午，国锋所在系的领导向他们通报了国锋遇难的情况，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吴的父亲对校方说："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你们帮我们找一个冷藏柜，把国锋的遗体从北京运回四川，所有费用由我付。"校方问为什么？吴父说："因为他有爷爷、奶奶，有姐姐、弟弟，姑姑，都想见国锋一面。"校方答复说："这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其他都好说。"最后，经多次交涉，校方允许家属照几张遗体相片带回去，但要求家属严守秘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么几张遗体照片了，这是历史的见证，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人民子弟兵"，竟是如此的野蛮和残忍！
６月１２日，吴的亲属在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的在京同学都到了，但由於当时北京处於全城戒严的状态，学校其他系的学生却被校方劝阻了。吴父对我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我们抬着花圈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很多同学，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询问是不是国锋的父母，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们就上前向我们鞠躬，说：'爸爸妈妈，别悲伤，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们一定要为国锋报仇！'"可以想见，那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怎样一个悲壮的场面啊！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国锋的遇难给吴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长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几乎瘫痪，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独自走路；母亲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脑痛后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些情况我都是后来知道的。１９９６年我与这个家庭建立了联系，如今已７年过去了。２０００年春天，我与我丈夫去外省看望难友，第一站就去了四川。我们愿想从重庆经成都再去新津县吴家的，但一到重庆就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脱身。最后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只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家里与国锋的父亲和弟弟见了面，而且只耽了２０分钟。然而就这短暂的会面，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里谈不上什么公民自由啊！１９８９年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留下了那么多失去儿女的父母，他们遭受的伤害和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连这一点点同难者之间的相互安慰都要受到政府当局的限制和干涉，天下还有什么公理可讲！
然而，普通百姓又是怎么对待"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父母的呢？吴父告诉我，当年国锋的骨灰迎回家里后，他们在临街的铺面房为他安排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一连几天，都有很多乡亲前来吊唁。吴父对我说："我这３０平米的铺子，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批一批的来人不断。"
但三天后镇里的干部来干涉了，他们对吴的父亲说："灵堂已经摆了三天了，可以不摆了。"
吴父问："为什么？"
来人答："后天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我们这里有许多农村干部，他们恐怕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不理解就会发生冲突，引起矛盾。我还是劝你撤了吧。"
镇上既然这样说了，吴父并不坚持，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铺面的灵堂可撤，但必须答应他把灵堂设在家里。他说，国锋的死在当地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即使他把灵堂移到了住家，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吊唁，包括一些从乡下到县城来赶场的，他们先前与吴家素不相识，都是一些正直的农民。
在以后的几年里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来吴家劝说吴的父亲把儿子的骨灰埋了，说是"入土为安"。但吴父断然拒绝。他对来人说："除非把我枪毙了，同儿子一起埋！"来人一定要他回答"什么时候才埋？"吴宰钉截铁地说："摆到国锋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吴的父母是坚强的，但这个家庭却是悲惨的。２０００年春天我们与吴的父亲和弟弟见了一面之后，吴家又连遭厄运。吴家唯一能寄于希望的二儿子，也就是我们曾经见到的国锋的弟弟，不久又患了尿毒症，经家人多方奔走，包括我们难属群体为他们向海内外呼吁，都无法凑满为病人换肾的高昂费用，结果不到两年，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紧接着，吴父本人的肾上又患了恶性肿瘤，再一次把这个家庭抛入了绝境，最后不得不把那个坏肾切除了，才保住了性命。
那么多灾难都落到这个家庭的身上，日子的艰难、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了。
前不久吴父给我来信，他感谢这么多年来海内外朋友们对他的关心和安慰，给予他经济上的人道援助。他对我说："我要好好活下去，我需要办的事情还很多，为了儿子，为了众难友，为了讨回公道，我一定要活下去！"
吴的父母是勇敢的。这些年来，他们夫妇俩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为控告"六四"大屠杀的元凶李鹏提供证词，为此他们多次受到当地政府的警告，但他们没有后退，更没有放弃。我们这个群体，就是由这些吓不倒、打不垮的难友们凝聚起来的。他们对得起死去的亲人了，对得起所有在"六四"大屠杀中遇难的共和国公民了。■（２００３／１２／１２）
【专 题】"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他倒在广场国旗杆下
丁子霖
程仁兴，男，遇难时２５岁，湖北省通山县人，曾就读于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８７级双学位毕业生。
８９年６月４日凌晨，戒严部队经一夜的血腥屠杀，终於从各个方向开进了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这时，滞留在广场的首都和外地大学生决定撤离广场。但是，还没有等到学生们撤离，杀红了眼的戒严士兵就疯狂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就是在戒严士兵的乱枪扫射中倒下的，他倒在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下。当时他被救护人员送往北京人民医院，但该院收治的伤员太多，未能及时救治，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十一天后，程的遗体由其女友及来京料理后事的亲属从医院领回。程的遇难，戳穿了官方所称"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谎言。
提起当局的这个谎言，我不禁想起发生在１９９６年的一桩往事。那年１２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去美国访问，当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讲演结束时，曾有该校学生就８９年"六四"屠杀学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质询，迟浩田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不负责任的外交谎言来回答人们对一件严肃政治事件的提问。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当时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我在这里可以负责的、认真的回答朋友们。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出问题就出在东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点问题，就是有点推推撞撞。"话说得竟是如此轻松！死了那么多人，竟被说成仅仅是"有一点问题"！
当时，我无法肯定学生静坐绝食的广场上究竟死人了没有，更无法知道死了多少人，但是，我对这位国防部长企图用"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这句话来掩盖"六四"大屠杀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感到愤怒。我对一家海外电台说："我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同迟浩田当面对质，请他拿出'六四'事件中军队没有打死人的证据；我要请他去看一看，至今仍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的'六四'死难者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们；我还要请他指证我在１９９４年公布的一批'六四'死难者名单中有哪一个不是倒在人民解放军的机枪和坦克履带之下的。"现在，我已有了确实的证据来回答迟浩田和中共当局：天安门广场不仅死了人，而且不止一个，程仁兴就是其中之一！
程仁兴是我所在学校的学生。８９年我儿子遇难后，我辗转于病榻之上。从来看望我的学生和同事那里我得知，人民大学有７名大学生、研究生遇难，其中就有一位叫程仁兴的（当时人们把他的名字误为程红兴）。出於对同难者命运的关切，我曾托周围的同事、朋友、学生了解死者及其亲属的情况，但由於死者档案已在"六四"后封存，也由於知情者慑于当局压力不敢向我提供有关线ŀ | 
